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乾躬翟

2012-07-31

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理论可以给我们走出世界性乱象提供启发。他的结论是只有打击特殊利益集团，资本主义才能良性运作，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来实现这一目标。在笔者看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选择中道治理。

问题的提出 数年前，我曾经与英国剑桥大学知名学者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教授探讨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我向先生表示，自清末以来，多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经历了实验，当今的中国有可能开创出一种非左非右的新型普世民主体制，既是社会主义3.0，也是资本主义3.0。该体制能够融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儒新墨思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的实践，超越左右阵营，超越文明的冲突，并超越西方的多党代议制，而其社会基础则是新儒学和新墨学框架中形成的新兴中产阶层。 笔者不认为儒墨思想内含民主价值，而是主张用儒墨思想来救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儒学适应了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传统，墨学则是中产手工业者的观念，其现代形式可以型塑以专业人士为主体的中产阶层的价值体系，而中产阶层能够整合社会的贫富两极，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良性合作。中产阶层的物质利益要求可杜绝对劳动力的奴役，防止企业暴利出现。 没有多少西方的学者和决策者会相信中国能推出一种新型普世性制度，他们更多的是怀抱对西方文明的自信。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表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已经征服了其所有的竞争对手，包括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宣称人类思想进化的历史可能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最后的社会组织形式。此说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也异于相信历史无始无终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笔者在海外学习和生活了十三年，亲眼目睹西方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和本次经济危机的反应，深信福山的结论下得过于仓促，不经凤凰涅磐，自由民主主义难以重生。 以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危机给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重重一击，而当前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则是向天下人展示了寄生在自由民主制度上的一般权力寻租和更内在的结构霸权寻租现象，以及权势阶层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无情剥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英等国增发货币，竭力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不过可惜的是货币被金融机构吞噬，锁闭在金融产业内无法救助实体经济，各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无法根本好转。此种局面虽然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却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弱化了各国政府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资本市场存在的目的是帮助实体经济配置资源，可现实的状况是资本市场变成了赌场。精英（在西方语境是一个贬义词）集团特别是金融精英垄断暴利，而把冒险的成本让全社会分担。当前的西方经济存在收入快慢双轨制，超级富有阶层处在快车道，而其他人群则处于慢车道。自2007年以来，后者的收入增长几乎停滞，被前者通过金融手段抽血。西方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试图约束精英阶层膨胀的权益，然而现行的多党代议制规定中产阶层的权益只能被“代表”，必须求助于精英阶层中的政客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这明显是与虎谋皮，因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特别是金融精英是共谋者。精英贪得无厌，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扩大，人类显然不可能终止于这样的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一个更良好的制度应该建构各阶层友好合作的社会，把企业家的创新与冒险精神、专业人士的民主与理性精神和弱势群体对平等的追求相结合。 由于受制于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欧洲大陆的经济状况并不比英美国家好多少，虽然其金融监管要严于英美国家，而且欧洲还面临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欧洲的福利制度发展到今天，在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不事生产的慵懒阶层（中国的此类人群主要是数目惊人的公务员，欧洲则主要是所谓的“穷人”），国家不得不依靠举债来养活这一庞大的人群，而在国家财政难以为继之后，成本大多转嫁给中产阶层。结果，人们一方面看到贝卢斯科尼之流的穷奢极欲和失业者的逍遥，另一方面则目睹中产阶层的艰辛和福利下降。 自邓公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主动加入国际劳动分工，依靠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迅速提升了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一成就来之不易，举世瞩目，可总体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依附性增长。中国特有的土地公有制和相对高效的人治制度配合并支持了资本和信息全球化进程，但中国并未创造出普世性的社会模式，中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无法在它国复制。由于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迥然不同，政府没有维护市场中立原则，民营企业被排斥在许多行业之外，没有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制，从数量和规模上来看，中国在数年前进入有史以来最腐败的时代，贪官自己贪，清官家人贪，政客被大众所憎恶，严重侵蚀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同样由于法制不健全的原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成了政客及其家族在光天化日之下掠夺大众财富的遮羞布。这也是笔者一贯主张司法改革先于国企私有化的原因。 中西各方的应对 西方和中国面临不同的危机和问题，反应也不尽相同。各国都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过迄今为止收效甚微。就西方而言，目前付诸实施的政策是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或大幅减少福利开支，让金融工具、市场体系和政府监管都服务于高效的生产与交换以及资源的良性配置。中国现阶段的情况比较微妙。一方面，重庆事件表明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共识正逐渐消亡，国家似乎危机重重；另一方面，正所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又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冥冥中获得了为全球开创出新型普世性制度的潜力。 本次西方金融危机直接源于受美国政府推动的房地产泡沫。在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成为美国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大量抵押贷款公司和商业银行把各自放出去的次贷，打包后在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主导的房地产贷款二级市场销售，“两房”则将买来的次贷资产证券化，其后以次债的形式卖给华尔街投资银行、海外投资机构、各国央行、商业银行等，而华尔街的投行则基于次债推出新的衍生产品。为避开房利美和房地美可能无力偿付其债券所带来的风险，市场还推出信用违约互换这样几乎不受什么监管的产品。此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也没有纳入政府有效治理的范围。 资产证券化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生利手段之一。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其过度膨胀使得次贷危机的烈度超出大多数专业人士和学者的估计。此举问题多多，不一而足，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被操纵、次贷证券化标准过低、衍生品高杠杆低保证金、信用评级草率、产品介绍模糊、风险披露不够等。针对金融市场的新格局，美国的监管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存在严重的立法和司法供给滞后现象。 这些监管层面的缺陷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决策者们开始亡羊补牢。金融改革的核心在于保持金融业稳定，确保市场不因局部的波动而产生体系崩溃，保证国民经济的总体稳定。2010年美国颁布《多德-弗兰克法案》，将大金融机构运作、抵押货款发放、信用评级、并购和各种衍生工具的交易等，都列入监管之列。然而，该法案并未解决金融利益集团的暴利问题，所以西方的学界已经更进一步，开始反思自由民主主义的缺陷。前不久OECD的研究指出，美国的最富阶层得到了过去三十年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人们抨击银行家、企业高管、投行交易员、体育及娱乐明星等的暴利收入，认为资本主义损害了大多数人的福利，主张劳动者应该得到合理的收入。不过，在政策层面，由于体制的制约，西方国家很难真正限制精英阶层的权益。 针对主权债务危机，欧盟的决策层一方面坚持大欧洲理想，力保本来就存在设计缺陷的欧元的生存；另一方面普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减少福利支出。从一开始，大欧洲政策主要由精英推动，而中产阶级和下层普遍持茫然和跟随态度。主权债务危机出现以后，中下层利益普遍受损，从而滋生了强烈的市场保护主义情绪，主张本国国民机会优先政策，反对全球化，排斥外来移民，排斥非欧盟企业。中下层对收入和机会不平等现象的反感增加了政治的不稳定性。法国社会党在选举中击败萨科奇，实际上昭示了欧洲社会的分裂。 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存在，本次经济大危机没有导致赤贫阶层的出现，总体失业率远低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因为年轻人群出现的高失业率，在南欧和英国都出现了社会骚乱，但总体局势并没有失控。人们普遍抱怨的是不公平，而不是基本生存权的丧失。 在中国，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腐败，各家各派都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改革大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临近十八大的时候，我们又无法逃避地面临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已经形成了特有的“中国模式”，在新权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以权力与资本结盟为基础，维护“当权派”即政客、资本阶层、上层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与西方不同。在西方，该用语指的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社会成员，而中国许多自封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属于技术人员、专业人士、文字写手甚或只是受高等教育者）的利益，坚持工人和农民的低收入，人为制造收入两极分化，整个国家变成一个高企业利润、低人力成本的工业化托拉斯，实现GDP的高速增长。笔者承认这是历史的选择，不过认为这种战略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造成社会阶层的对立，维护秩序的成本过于高昂，背离了邓公有关改革开放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也异于何新基于民族国家体系框架的国家主义思想（最明显的是外资与中国政客和国企的勾结）。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试图打击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其实是想走出这一困境，但是正如文革一样，主政者看到了问题，开错了药方。 中西方案的不足 眼下西方和中国考虑的方案都存在不足。西方目前的经济危机显示的并非经济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一种极其深刻的困境。在西方现行多党代议制度下，即使加强监管，金融利益集团也不会放弃“输赢通吃”的特权地位，而超级富豪即使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会凭借巨额资本获得暴利。民主的本意是大众对特权阶层进行制约，可如今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大众无力约束金融精英的腐败，因为他们不能直接介入政策制定，因为他们被素质低下、道德沦丧的议会成员所代表。也就是说，当前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民主不够和普世不够问题。 西方的左派代表社会下层的利益，长期要求政府为下层输送福利，养活一批数量庞大而无心学习、无意工作的懒惰寄生虫；西方的右派执政以资本阶层为核心基础，保护依靠遗产和资本获取暴利而对社会贡献甚微的人群。西方曾出现所谓“第三条道路”思潮，比如英国的“布莱尔主义”，试图兼顾中产与下层的利益，但其政策仍然没有把分配制度建立在成员的社会贡献基础之上，而是鼓励中产拼命工作，鼓励资本阶层多赚钱，然后以税收来剪羊毛。这种政策根本不可持续，因为中产阶层几乎疲于奔命，怨声载道，无力承担超过其负荷的责任；资本阶层则抱怨经营成本太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举将资本投到海外；而政府在财政收入不足时，只好大举借贷，以此确保经济增长。最后的结局自然就是国家债务危机。 中国要彻底否定文革，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文革试图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当权派”对权力、财富、机会等资源的垄断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和非正义，那就是自私的精英阶层损害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并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正是由于这种土壤的存在，毛泽东才有机会依靠工农对特权阶层的不满来发动文革。毛泽东拥有当时中国最多的权力、财富等资源，却鼓动下层民众去打倒自己有钱有势的同事，更使文革缺乏合法性。 民粹主义的文革诉诸工农对当权派的暴力造反运动，而新时代下的极左冲动则显示普罗大众有意以不循程序的方式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打击，两者都排斥法治，崇尚人治。它们都看到了问题，但其解决问题的手段不讲规则，与民主和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当前中国极右派的方案不尊重政权的延续性与合法性，不尊重儒家珍视经济平等的传统，不尊重墨学主张机会平等的传统，排斥司法优先的路径，无视弱势群体的悲惨生活，实际上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代言人。极左极右模式之外的其它路线基本上没有方向感，在治理政治腐败方面见效甚微，有关政治改革的口号和激动人心的宣誓经常见诸于报端，却几乎都流于空谈，只打雷不下雨，有言语无行动，甚至给人以叶公好龙的感觉，而时间的流逝只会使改革的成本持续攀高。 出 路 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理论可以给我们走出世界性乱象提供启发。奥尔森认为，国家力量弱化的重要原因在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做大。这些集团通过游说千方百计地维护私利，从而损害经济效率的提升，并导致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过去，特殊利益集团主要体现为工会和企业卡特尔，现在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变成了金融利益集团。通过提供竞选资金、政治捐款、收买政客和直接介入政策制定等手段，他们几乎瓦解了民主体制对其的制约。在英国，由于金融集团的阻挠，致力于加强监管的维克斯委员会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公众无法对金融集团进行有效问责。 令大众十分痛恨的事实在于：银行家不管其业绩如何都享受天文数字的报酬，甚至在银行破产被纳税人拯救后，他们仍然乱发奖金，造成穷人养富人、缴税养赌徒的局面，严重损害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换言之，银行家以及一些不良高管的收入与其对社会的贡献不挂钩，即使他们没有任何业绩，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利益，他们还是凭借权力过度占有财富。在西班牙，即使失业率目前已经达到25%，最富人群的收入却还在继续增加。 欧洲人声讨的主要对象是金融利益集团。在欧洲，人们抱怨金融衍生物的销售缺乏简单明了的产品说明，抨击那些有意误导消费者权益的现象。金融企业业绩良好的时候，银行家收入丰厚；业绩不好的时候，国家强迫纳税人救助金融企业，银行家收入依然丰厚。西方的银行家就像中国的政客，只要成为这个小圈子的一员，不管是否有能力有德行，不管是否对社会有贡献，就可以腐败的方式获得不义之财。赢家通吃不对，而输家或腐败者通吃更是不合正义，因为这彻底违背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基本准则。 欧洲民众此次的愤懑没有指向企业家，而主要指向银行家、无能的高管和政客，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企业是众多社会组织之一，是社会成员从事生产和交换活动并推动社会前进的平台，而利润则是服务于此目的的工具性制度设计。真正的企业家是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社团（企业）领袖，不是暴利的奴隶，他们的报酬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一致。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促成了创新的出现、技术的进步和商品交换的完成，推动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优秀的企业家是为公众创造就业机会的领袖；会视其员工为人力“资源”，而不是纯粹的成本；将其下属培训成有团队精神的专业人士，增加他们的知识与技能，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奥尔森的结论是只有打击特殊利益集团，资本主义才能良性运作，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来实现这一目标。在笔者看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选择中道治理，即壮大有技能有理性的中产阶层，采用更民主更普世的市场化贡献主义模式，根据社会成员在市场活动中的贡献来分配，并推行卢梭所倡导的直接选举（计算机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早已使强制直选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障碍），实施一党民主，要求中产社团介入政策制定，以此来限制精英阶层的权利，同时避免民粹主义的冲击。 笔者认为，按照人头或者以资本的多少来决定财富的分配，这样的制度是不合理的，分配应该取决于社会成员在市场上实现的社会贡献。弱势群体应该得到照顾，但是懒惰或者无法市场化的劳动（即不经社会择优的劳动）不应鼓励。大众不知道银行家、政客和董事会的黑箱运作，但他们可以通过产出来判定精英层的贡献。如果他们认为这种结果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利益，他们有权剥夺精英的所得。我们对企业家、高管、政客和金融利益集团收入的评价与监管要与此为准则。企业利润率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但必须通过相关方签订的社会契约来规定最高限额。政客直接握有权力，拥有巨大的寻租潜力，因此其家人的利益所得也要纳入监管。 推动变革的手段不是革命，不是推翻资本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对其进行改良。这应该是大多数人的共识。革新的重点在于打击丧失了统治合法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赋予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更多的民主权力，培育一个庞大的有知识、有技能、有理性的中产阶层。 中国有机会率先推出此种领导世界的普世性社会制度。在近现代，中国经历了君主集权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军事独裁制、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文化大革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多种意识形态，对各种路线的利弊都有所体验和鉴别。从当前的制度现状来看，最大的优势之一在于中国尚未推行西方的多党代议制度，而毛泽东路线本身就有强烈的反特殊利益集团倾向，所以，如果因势利导，那么相较于西方，中国具有更好的条件走非左非右的中间道路，以一党制维护秩序，以中产社团来介入政策制定过程，以全体公民的直选来制衡特殊利益集团，把社会分配的基础置于被市场承认的贡献之上。 当然，中国之所以有潜力领风气之先，走中道治理的道路，推行更民主更普世的市场化贡献主义模式，更深刻的原因存在于其经济史。中国自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小农经济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它实际上支撑了一种农业文明的中产社会，而儒家就是为此种特殊的中产社会服务的意识形态。小农经济在中国目前工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根本上来讲，邓小平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恢复了小农经济。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主要依赖于农民工的辛勤劳动。由于农民工仍然拥有土地，确保他们在工厂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因此中国工业化的成本相对较低。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剥夺程度不高的资本积累过程，而农民工就是潜在的中产阶层。这也为市场化贡献主义模式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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