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 地方实力派的国家观

　　“桂系”是个贬称，主要是指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以及后来的黄旭初，但他们并不用这词自称，也不把他们组成的团体视为“系”。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将他们和其他军阀区分开来的方便称呼。从1925到1949年他们始终控制着中国西南部的一个省——广西，简称是“桂”。

　　我们可以把桂系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25年分为3个阶段。1925-1929年，举兵参加北伐，一度建立跨越4个省的“桂系帝国”；1930-1936 年，退守广西，致力建设计划；1936-1949年，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区派系活动，而是效力于南京中央政府，投身于全国性事务：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

　　1926年初，国民党的力量扩展到了整个广东，并开始考虑统一中国的宏大计划。经过谈判，桂系同意将自己的军队编入国民党的军队，成为归附国民党的第 一支地方力量，同时也是第一支被派遣北伐的部队。国民党没有对其进行实际控制。事实上一路“投诚”的地方军队后来成了“革命军”主体，在北伐结束时仍控制 着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将他们纳入旗下，却没有能力改造他们。

　　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分裂为武汉(汪精卫)和南京(蒋介石)两个集团。桂系政治上的巅峰就出现在这时候。因为不愿卷入南京和武汉间的对立，不愿惟一的 资本——军队毁于一旦，桂系致力于促使双方妥协。他们推出了极大胆的计划：逼蒋介石辞职。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果真在一次应急会议上辞职，军事委 员会控制了南京的军政大权，而该委员会为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所掌握。许多国民党人将桂系视作暴发户。

　　桂系军事上的巅峰在不久之后到来。1928年，他们控制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省。他们事先肯定料想不到，从一个中国最落后的省份出发，几年内他 们竟能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地盘“从南面的镇南关到北面的山海关”。对此，白崇禧相当自豪，因为他们的军队比只到了天津的太平军走得更远。这一国中之国得到 承认的代价是重新确认蒋介石的最高权威，继续北伐。当年7月，北伐宣告完成。

　　南京政府一直在忍耐着桂系的自负，直到能彻底击溃它。1929年，桂系被打垮，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都躲到了香港。黄绍竑逃亡时想到了广西旧军阀陆荣廷，8年前陆被他们打败时也沿着同一条路逃跑。

　　但不久他们就卷土重来，重新控制广西。第二年他们与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对付南京政府，再次被打败。

　　此后黄绍竑转到南京政府一边，他在桂系的位置，由黄旭初取代。这时桂系领袖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实力只足以控制广西，不再试图扩张，而是转向建设。

　　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不值得考虑，资本主义不可行，只有三民主义才符合实际”，自命为孙中山的好学生。李宗仁和白崇禧还派了亲信去意大利和德国学习法西 斯主义是如何通过独裁统治实现民族复兴的。但他们的建设计划除在维护地方秩序和使农民免遭匪患方面取得一点成功，几乎全部停留在了纸面上。以经济为例，每 年省里收入的50%仍来自鸦片(在正式场合被称为“特货”或“山货”)税。一旦这项收入减少，全省就出现经济危机。

　　桂系领袖把建设广西说成是为中国的复兴做准备——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以众多省份的强大为基础，但他们除了决心把广西带入现代化之外并不清楚要做些 什么。他们并没有对历史方向的明确意识。他们想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但又不受国民政府管辖。他们把精力消耗在了完善计划而不是实现这些计划上。而且他们根本 没有时间实现它们，因为1936年广西丧失了自治地位。

　　此时日本的威胁已经日益彰显，中国如果不统一就难以抗衡。桂系和南京的和解被看作爱国的行为。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官，白崇禧担任国军的军训部长、 副参谋长。但他们不能获得蒋介石的信任。李宗仁在台儿庄战役后被派往北平，担任徒有虚名的行辕主任之职。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却并没有实权。但就个人而 言，桂系领袖在抗战中提升了声誉。

　　共产党夺取整个大陆的前一年，桂系最后一次组建反蒋联盟，人称“白狐狸联盟”(白崇禧、何应钦、李宗仁3人姓的谐音)。李宗仁先是获选副总统，在蒋介石辞职后又成为了代总统。但共产党已经不会再给他有所作为的机会了。

　　这是本刊“民国军阀系列”的第二篇。我们试图通过桂系这样一个代表性的群体，考察国民党内何以派系林立，地方实力派怎么看待民族国家统一的大趋势，他们有何抱负，成败得失又如何。

　　桂系 二十五年浮沉

　　李宗仁的墓地不在故乡，他的骨灰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有个广东人去他的家族墓地看了看，说风水不错，但还差那么一点点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桂林、南宁、容县

　　李宗仁故居的池塘在雨后的4月下午十分平静。没有鱼或鸭，水边的几株枇杷树长出新叶。在这座已经无人居住的空旷宅院里，稍有声响便清晰可闻。

　　“现在是淡季，来的人少。”在清明节前两天，22岁的李金华坐在售票桌后，百无聊赖。他是李宗仁的堂侄孙，在桂林市完成学业后回到了他出生和长大的临桂县两江镇 头村，在李宗仁故居工作。

　　李金华的父亲李常青到山上清理墓地杂草去了，过两天家族的人来扫墓时，可以轻松一些。李宗仁的墓地不在故乡，他的骨灰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昨天有个广东人来，让我带他到家族的墓地去看了看，他说风水不错，但还差那么一点点。”李金华说。

　　头村至今算不上富足，风景也并无卓然之处。公路从村里穿过，若非有李宗仁故居，不会有多少人在此停留。如同中国许多乡村一样，李宗仁故居的墙上还能看 到往日的红色标语，其中比较清晰的是一条毛主席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 视这些敌人。”

　　没有做成农夫的少年

　　古往今来许多事没法下断语。临桂地处岭南僻壤，到了清代突然就成了“晴耕雨读”的标本。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的广西在清代出了4位状元，排在了江苏、浙 江、安徽、山东之后，位列全国第5。而这4位状元全部来自临桂，包括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连中三元”的陈继昌。陈继昌的曾祖父陈宏谋是清代理学名臣，官 至东阁大学士，加封太子太傅。清末四大词人中，况蕙风和王半塘也是临桂人。

　　临桂文风极胜，武风较弱。李宗仁自己说：“太平天国时代，洪杨围攻桂林不下，屯兵我乡，居民为其裹胁者虽多，然终乘机逃亡，卒无一人随洪杨远征以至建功发迹的。在我本人以前，我乡未尝出过一个知名的武将。”

　　李金华经常从村里老人口中听说关于李宗仁的往事。一个故事是：李宗仁的母亲问年幼的李宗仁长大后要做什么。李宗仁回答：“养鸭子。”因为鸭可生蛋，蛋 可生鸭，生活就可以有保障。李宗仁的母亲对儿子的回答非常满意。李宗仁曾说：“我弟兄幼时，母亲只勉励我们勤耕苦读，做个诚实忠厚、自食其力的人，决无心 要我们为将为相。后来她老人家年老了，亦决不因为有儿子为将为相而稍易她简朴忠厚的家风。”

　　从山上回来的李常青对此很有感触。他翻出了李氏族谱，让本刊记者看李家人都从事怎样的职业。族谱显示，除了李宗仁的堂弟李宗信、表弟黄敬修之外，再无 其他亲戚在军队里供职。李宗信、黄敬修毕业于陆军大学。“如果没有进过军校接受教育，李宗仁是不会让家族里的人进入军队的。”李常青说。

　　李常青在族谱里找到对自己的父亲李宗武(李宗仁最小的堂弟)的介绍：终生务农。

　　李宗仁提到过一次回乡省亲的经历。“我的三个胞妹向我说，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

　　2010年春天的头村田野里，秧苗青葱，农人们在劳作。100多年前李宗仁也是其中的一员，胼手砥足以求温饱的诚朴农夫更像是他未来的命运。

　　1907年的一天，从山上砍完柴回家的路上，16岁的李宗仁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也许能改变：“路上遇见一位赶圩回来的邻村人，他告诉我说，陆小第二期招 生已经发榜了，正取共一百三十名，备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备取，准可入学无疑。这也可算是‘金榜题名’吧，我立刻敏感到当时压在肩膀上的扁担，今后可以甩掉 了，实有说不出的高兴。”

　　这种人生的转折同样发生在几十里地以外的临桂县会仙镇山尾村的白崇禧身上。他14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全省报名千余人，只取120名，我名列第六。”

　　还有容县山咀村(今黎村镇珊萃村)的黄绍竑。“宣统二年春，陆军小学第四期招生，我去应考，侥幸录取了。以前我痛哭绝食，要求父母到桂林的惟一目的，终于达到了。当时我是如何的快活呵！”

　　三十而立，统一广西

　　如今的桂林城，能找到的历史遗迹不多，广西陆军小学校址已杳无可寻。16岁的李宗仁到桂林城里报到时迟到10分钟，失去了入学资格，沮丧的他翌年投考才终于进入这所模仿日式教学的新式军校。

　　这已是1908年的中国，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虽然第一条便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但大纲里也出现了这样的文字：“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清政府声明9年之后将颁布宪法，并将第一次选举国会。然而这一年的11月，支持立宪的光绪帝突然病死，满清王朝迎来了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统元年，广西举行了最后一次拔贡考试。这曾是李、白、黄3人的父亲最为期盼的事情，他们都是失意的读书人。

　　李、白、黄进入广西陆军小学，意味着一段历史开始生长。中国大多军阀靠血缘关系为纽带，后来的新桂系不大相同，他们的聚合更多是通过乡籍和同学关系。 桂系的军官多来自四所军校，有“四校同学会”之说：陆军小学、预备中学、保定军校、陆军大学。而他们又多来自广西两个地区：桂林及其附近地区和容县及其附 近地区。

　　在广西陆小，李宗仁第一次见到来校视察的总办蔡锷时，感受到了作为崇拜者的满足。“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副和队长，平生之愿已 足。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后来我读古今名人传记，时常看到‘自幼异于群儿’、‘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一类 的话，总觉得这些或是作者杜撰的话。我幼年时，智力才能，不过中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向无栖栖遑遑急功好利之心，只是平时对人处事，诚恳笃实，有所为 亦有所不为而已。”

　　此时的中国，革命暗潮涌动，本是清廷陆军基干训练机关的广西陆小，反倒成了广西同盟会活动的中心。“军事指针社”吸收了许多陆小学生加入同盟会。李宗 仁是他们发展的对象，他记得入会的时候要歃血为盟。“我只把针向手指上一戳，血便出来了，并不觉得痛。而胆小的同学，不敢遽戳，把针在指头上挑来挑去，挑 得痛极了，仍然没有血出来，颇令人发笑。”

　　李、白、黄在陆小时并不熟悉。白崇禧更因为患疟疾，入陆小不到一年就退学了，之后转读师范。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火中断了这些年轻人的学业，他们提前走上了革命之路。这一年，李宗仁20岁，白崇禧18岁，黄绍竑15岁。

　　10年之后，老桂系头目陆荣廷被逐出广东，土匪出身的沈鸿英成为广西的霸主。彼时李宗仁和黄绍竑各自拥有数量极少的军队，辗转各地，勉强维生。1922年，身处六万大山的李宗仁找到陆小的同学黄绍竑，决定联合壮大。

　　李、黄二人判断，这支新军肯定为沈鸿英所不容。于是，黄绍竑找到沈鸿英表示愿意做他的下属。沈鸿英委任黄绍竑为旅长，并提供武器和资金。1923年， 沈攻打广东失败，李、黄二人趁机解除了这支败军的武装，增强了自己的羽翼。接着，他们又说服沈与其一起扫除陆荣廷的残余势力。当陆被驱逐出广西之后，李、 黄再回过头来将沈的部队消灭殆尽。期间，另一位陆小同学白崇禧加入其中。李宗仁记得第一次和白崇禧详谈时的情形：“他身穿整洁的西服，谈吐彬彬有礼，头脑 清楚，见解卓著。”

　　1925年夏天，这些广西的青年领袖们击退云南军阀的进攻后，统一了广西。难以想象，仅仅3年前他们还只是中下级军官，转瞬成了新的主宰者。而此时李宗仁不过34岁，白崇禧32岁，黄绍竑30岁。

　　李宗仁为这出人意料的局面感到兴奋。“统一后的广西，军事、政治都显出一股空前未有的朝气，为全国各地所无。我们三人始终合作如一，彼此为建国、建省 而奋斗，毫无芥蒂存乎其间。……我们似确有人所不及之处。而广西也因此薄负时誉。那时联省自治，保境安民之风正炽，于是，川、湘、黔等邻省，都纷纷派员来 桂观摩。”

　　桂系巨头关系密切，但从未结拜为兄弟。多年后，当蒋介石提出跟李宗仁换帖子结为拜把子兄弟时，李宗仁其实不乐意。“蒋先生搞这一套封建时代的玩意儿， 其真正目的只不过是拉拢私人关系，希望我向他个人效忠而已，其动机极不光明。我想当时南北双方的要人，相互拜把或结为亲家的不知有多少，但是往往今朝结为 兄弟，明日又互相砍杀，事例之多不胜枚举。反观我们广西的李、黄、白三人，并未金兰结盟，而我们意气相投，大公无私的合作，国内一时无两。”

　　“当初，我们也是革命青年啊”

　　桂林王城内独秀峰东麓月牙池畔，立有一座中山纪念塔，这座塔初建于1925年9月， 桂系人士为了纪念广州革命政府成立和广西统一，特地在孙中山1921年誓师北伐驻足之处兴建此塔。

　　曾任桂林文物工作队队长的赵平，1980年代曾经为修缮中山纪念塔的事情到北京找过曾任白崇禧秘书的刘斐。刘斐当时身体不好，躺在病房里。“我当时跟他聊到桂系，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当初，我们也是革命青年啊。”

　　北伐是国民党多年来主要的军事计划。在孙中山去世后的1926年，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得到壮大，广东成为了根据地，盟友也在不断发展。李、黄、白是积极的响应者。

　　这是桂系和其他军阀的不同之处，他们非常愿意加入到全国统一的进程。

　　为了促成北伐，李宗仁在广州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他对蒋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狠。“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

　　北伐最先由桂系的第七军打响。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一直想借机削弱桂系力量。一些主要的战役都让桂军去打，而他的嫡系则是受保护的对象。尽管如此，他 的嫡系部队常吃败仗，而桂系的第七军屡立战功，获得“钢军”之称。桂系和蒋介石的矛盾就此埋下。此后的20多年中，这是国民党内最为主要的矛盾。

　　1927年4月4日的《时代》周刊上，蒋介石第一次成为封面人物。他的头像由粗粝的线条勾画，表情冷酷。文章写道：“尽管他衣着简便，不事张扬，但蒋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事实，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

　　仅仅过了8天，4月12日，蒋介石与中国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关系画上了冷酷的句号，众多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和处决，“清党”开始。桂系是其重要的支持者。

　　身在上海的李宗仁没想到的是，“清党”竟让老家的亲戚成为受害者。“在桂林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表弟李珍凤也被杀……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有一 次，他竟大胆顽皮地对我说：表哥，中国二十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活生生的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

　　“清党”后，蒋介石定都南京，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形成对峙。给蒋介石帮了大忙的桂系却没有获得多少实质地位。当时的记者观察到了这样的矛盾。1927 年的《国闻周报》、《北华捷报》、《晨报》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桂系所在的第七军苦战一年所获得的只是“钢军”的称号和两万人的伤亡。

　　宁汉之间的矛盾让北伐处于困境，白崇禧提出让蒋介石隐退。蒋十分不悦，但仍被迫下野。后来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如果宁汉分裂，北伐就受阻了。我的父亲可能关心的是这一点，可能蒋的感受就不一样了。”

　　蒋介石辞职后，南京的军政大权落到了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手上。作为外来者的桂系在南京的地位非常不稳固，而后方又开始着火。1927年11月，张发奎在广州发动政变。身处广州的黄绍竑在家遭到袭击，化装成农民才得以逃脱。

　　广西是桂系的基石，没有广西，桂军就会成为没有主场而四处游荡的“客”军。冯玉祥是个反面例证，他拥有庞大的军队，却没有固定的根据地，一生坎坷而终无着落。所以桂系必须回军救援。

从镇南关到山海关

　　桂林市文明路李宗仁官邸的展厅里，几个挂着相机的女生面对桂系军人年轻的戎装照时，发出不同程度的赞叹声，她们用“是否够帅”的标准决定自己的嗓音。

　　一面展墙上有3张照片，配有1935年2月20日《大公报》文章摘录。报人胡政之写道：“广西是李、白、黄三人合作。李以宽仁胜，涵量最大，白以精干 胜，办事能力最强，黄则绵密而果毅，处分政务事务极有条理。要拿军事地位来比，李当然是总司令，白可称前敌总指挥，黄则坐镇后方，保持着能进能退的坚实地 位，这是广西最大的特色。”

　　此处，“黄”是指黄旭初，而前一个版本的“李、白、黄”中的“黄”是黄绍竑。

　　当我们提到各地军阀时，往往会想到与之对应的一个头目，提到桂系时，想到的会是两三个头目，李、白或者李、白、黄。三角形是最稳固的结构，桂系领导层的结构也有这样的效果。

　　桂林李宗仁文物管理处副主任韦芳谈到三人结构时说：“3个人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可以互相牵制，如果是4个人的话，就容易在内部拉帮结派。”

　　当桂系所组的第七军出征北伐时，李宗仁、白崇禧北上，黄绍竑留下来管理后方。“我们军队部署完毕以后，接着就要商量由何人率领的问题，北伐是一个新工 作目标，有远大的前途，各级干部，都是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不愿意留在后方。白健生因为蒋先生要他去担任副参谋总长的任务，必要离开我们的部队。我因为要 主持广西全省行政事务，事实上也很难离开广西。所以领导广西军队出师北伐这个任务，只有请李德邻担任了。”黄绍竑在《五十回忆》里写道。军人出身的黄对行 政并不擅长。“在这一个阶段内，每天过着紧张的军事生活，不断地从事战斗工作。除此以外，实在没时间去过问政治与研究行政上的种种问题。”

　　广西统一之前，桂系将领将他们控制的地区交给地方当局管理，如有需要，就从地方士绅中挑选县知事的人选。黄绍竑称这是一种“真正实行地方自治的制 度”。1925年，他们占领南宁后，须设立省级行政机构。“我们仍专心致力于以后军事方面的发展，不愿意过问政治。所以把地位崇高的省长，弃而不做，而由 省议会选举当时的议长张一气来担任。”由于滇军的进攻，张一气很快从省长任上离开。1925年9月，黄绍竑担任了第一任民政长。在协调广西的财政时他遇到 了无法完成的任务。他在省内必须维持1.5-2万人的军队，还要向在外地作战的第七军提供尽量多的军费。军费开支对广西是极沉重的负担，占全省财政收入的 60%。

　　桂系在南京难以站住脚的一大原因也是资金问题。来自上海的资金支撑着蒋介石在南京的地位。1927年，蒋在上海得到了4000万元，而白崇禧只从上海商会得到了30万的捐款。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天忠认为：“桂系最后失败的原因是广西的经济实力不足。”

　　下野的蒋介石1928年从日本回国复出。1928年4月，北伐重又开始。7月初，北伐巨头们拿下了北京，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在北京西山的 碧云寺，向孙中山的灵柩宣告北伐完成。蒋介石抚棺恸哭，冯玉祥、阎锡山也频频擦泪。惟一没哭的是李宗仁，他认为他们的举动都出于矫情，“我本人却无此表演 本领。”

　　能和蒋、冯、阎站在一处——桂系的表现让国人吃惊。身处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省份之一的广西，桂系仅用3年时间便一路高歌，地盘从镇南关延伸至山海关。

　　孙中山棺前的4位将领中，有3人极力要维护他们的地方自治，当蒋介石不能让他们服从时，只有付诸武力。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桂系被打垮，丢失了广西之外的所有地盘和大部分军队，惟一保留下来的是黄绍竑留在广西的部队。此时，李、白、黄3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些微妙。

　　1930年夏，桂系在攻打湖南时，黄绍竑表现不力，桂系军队失败而归。这最终导致了桂系高层的决裂。当时有一种说法是，李、白回到桂林后在叠彩山设 宴，请来黄绍竑。白崇禧打算在宴会上处决黄绍竑，李宗仁没有同意。最终的结果是，黄绍竑辞去了广西省主席的职务，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广西。

　　尽管黄绍竑把这视作“善美的结果”，心中却仍有悲剧感。“我虽然中途下场，而剧情的后半，还是由其他角色继续表演下去，仍是一个极可悲伤的回忆。然而 我读了《三国演义》的头一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和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三个原则，觉得这种历史的演变，总是避免不了的惨劫。”

　　黄绍竑转到蒋介石一方，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南省主席、监察院副院长。黄绍竑与桂系关系的破裂并不是绝对的，他们仍保持着私人联系。多年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黄绍竑为其助选，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建设广西，“送”走红军

　　本刊记者在容县县城里寻找黄旭初的别墅时颇费了一番周折。坐上三轮车在城里转了好几处，最后在县委大院里找到了——现在是县政协的办公室。寻找黄绍竑的别墅则容易得多，三轮车师傅一听，直接把记者拉到了目的地。

　　黄绍竑和黄旭初都是容县人。黄绍竑辞去广西省政府主席后，同样来自容县的黄旭初顶替了他的位置。白崇禧对黄旭初评价极高：“他沉毅谨慎，记忆力极佳， 对于国学很有基础，虽文质彬彬恬淡自守，与人无争，但指挥作战时很勇敢，可说是允文允武而极有节操的全才，对于统一广西建设广西贡献均巨。”黄旭初的表现 更像是一个听话而能干的管家。李、白、黄的结构有些戏剧性地得以保持。

　　同样是在1930年，北方联盟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政府，阎锡山任主席，颁布了约法。不甘让北方联盟抢去人心的蒋介石在1931年颁布同样的文 件，但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强烈反对。结果他被蒋介石扣押。此事导致包括桂系在内的反蒋派在广州也成立了国民政府。局势紧张了起来，兵戎相见似已不可避免。

　　出人意料的是，日军在1931年9月18日侵犯满洲。面对这样的局势，李宗仁据守广西，着力建设：“‘9·18’及‘1·28’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 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等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民国二十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战之后，原在外 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才，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多也倦游归来，有志参与省政，共图复兴。”

　　他们在1934年公布了《广西建设纲领》，提出“三自”政策：自卫、自治、自给。之后又提出“三寓”政策：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募于征。

　　广西从捷克购入机器建兵工厂，从英、美、日购入飞机建立空军，并将学生派往日本空军学校深造。1934年5月的《巴黎海外布道会会刊》描述道：“看来 他们(士兵)跟以前已完全不一样。按照最现代的操典在进行机动训练，坦克和速射炮与飞机配合使用。情况更好的是，军官都有礼貌，举止文雅，可能这是对他们 的强制要求，但礼貌终究占了上风。”

　　为了财政上的节流，正规军队的人数受到精简，但是民团纷纷建立，大量的普通民众接受了军事训练。民团还被用来推广国民基础教育。1933年在广西开始的国民基础教育运动，要求年龄在6到12岁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还要求不识字的成年人利用业余时间上课。

　　86岁的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钟文典是广西蒙山人，他记得很清楚，在蒙山，他们家开过店铺，店员们都是民团成员，训练了回来还比试。“老百姓当时是认可的，一般受训的农民以此为荣。”钟文典在蒙山读小学时，学校还让他们做小先生，给不识字的人上课。

　　在1930年代的广西，随处可见这样的口号：建设广西，复兴中国。

　　这个时期，广西成为了全国的“模范省”，国内外许多人前来参观，大量有关广西的文章登在报刊上。

　　1934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刘斐回国，本打算在上海多待几日，却被急电召回广西。他曾回忆当时情形：“白崇禧见到我时非常高兴，他说：你来得正 好，现在广西处在共军泰山压顶的形势之下，老蒋再三来电，要广西和湖南竭力堵截，务须把共军彻底歼灭于湖南、桂北地区，免遗后患。广西兵力单薄，形势险 恶，任务非常艰巨，你是陆军大学毕业的，要来显两手才行呀！”

　　相比将要到来的红军，桂系更担心的是蒋介石的势力借口进入广西。白崇禧曾对部下说过：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可有发展的机会。

　　刘斐回忆：“我们首先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主要着眼点，或者说总方针就是‘送客’。在形式上做出堵击模样，实际上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

　　白崇禧对红军的策略是“打尾不打头”，堵死红军进入广西腹地的必经之路，开放桂东北通道，促使红军尽快过境。红军到达湘江时，并不知道桂系军队已经让 出走廊，失去了快速通过的时机。湘军得知湘江无兵防守，急调部队占全州，堵住湘江防线缺口。红军过湘江之役极其惨烈，8万多人只剩下3万，突围之后转入贵 州。

　　刘斐回忆，“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为时约两星期左右。除在灌阳的新圩和马堤街附近有较大战斗外，其余多系地方团队小部队的行动。白崇禧为了抵赖蒋介石 责备广西堵击不力起见，大肆夸张战斗激烈程度，并谎报俘虏红军战士七千余人，阵亡数以万计，还拍了一部电影从事扩大宣传，吹嘘广西部队的战斗力，用以压低 中央军的威风。”

　　这部电影叫《七千俘虏》。“我没看过《七千俘虏》这部电影，但我看到过红军俘虏被押送经过我们家乡，他们没穿军服，穿的衣服都很破烂，连续几天，过去了好几拨。”钟文典说。

　　广西的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1986年4月，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血战台儿庄》在香港放映。台湾中央社香港负责人谢忠侯看完影片后，给蒋经国打电话：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部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跟以前的影片不一样。

　　蒋经国听说后，让谢忠侯把电影找来看看。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谢忠侯得到了《血战台儿庄》的录影带，带回台北。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部影片来看，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大陆的政策有调整，我们也要做些调整。不久，他开放了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的政策。

　　白先勇曾在1995年7月的《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写道：“抗日战争八年，是全中国军民，牺牲惨重，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一场民族圣战，这一段20 世纪的中国痛史，所有的中国人都应铭记于心，汲取教训。而台儿庄之役，又是八年抗战中最具关键性的一场罕有胜利，中国两岸的政府，不论其政治立场，理应大 书特书，载入史册。……中共对待民国史已逐渐走向实事求是，广西电影厂摄制《血战台儿庄》巨型战争影片，相当合符史实，对李宗仁、父亲以及其他国军将领抗 日的贡献，都持肯定态度。此片在大陆上映，造成巨大震撼，那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人民头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国军抗日的真相，以及国军将士英勇 牺牲的形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和蒋介石决裂多年的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参谋总长。日本报纸写道：战神莅临南京。

　　为了抗日，桂系和蒋介石重归于好。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他和白崇禧指挥的台儿庄战役让桂系在全国名声大振。在整个抗战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战役都有桂系参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称：广西的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1942年，在桂林读书的钟文典第一次见到李宗仁。“他刚从老河口回来，在桂林王城进行抗战讲演，他号召大家起来一致对外。当时的惟一目标是打日本，谁打日本谁是好样的，师生对他们是很拥护的，头脑中绝没有反动军阀这样的想法。”

　　钟文典见过白崇禧两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一次是在桂林西郊。“容县韦氏兄弟在桂林西郊广场进行滑翔机表演，白崇禧在现场观看，表演完之后他下来跟飞行员握手，大家一拥而上，把他挤在中间。他用桂林话说：‘莫挤，大家看。’他有儒将风度。”

　　第二次是在桂林东镇路白崇禧家中。“我和同学出去玩，路过白崇禧家，他们家正在奏着音乐，一问，是白崇禧为母亲祝寿。我们一看没警察把门，几个年轻人 就进去了。院子里摆了3张八仙桌，张发奎、何应钦、黄旭初都在那里。白崇禧看到我们进来，拿了一个放了糖、饼的盘子过来，对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说：‘请吃 糖，莫客气。’当时不只我们，还有几十个路过的人围在那里，绝对没有谁赶你，没有人说，‘哎呦，长官在这里，你们不能来。’”

　　91岁的梁辉如今住在桂林市南边一个小区里，过着平静的生活。现在，每个月，他会坐着轮椅参加桂林黄埔同学会的活动。早在1980年代就有人让他加入黄埔同学会，但他没有答应，这几年才参加，“经过了文革，还是有些怕，怕惹麻烦。”

　　1935年，正在桂林中学上学的梁辉没有告诉家人，悄悄参了军。1936年他进入黄埔军校南宁分校学习。1940年初，来到昆仑关，参加了那场惨烈的战役。

　　“打昆仑关要紧啊。”梁辉用桂林话说，“我当时是广西部队46军175师524团第3营步炮排排长。我们打了3天3夜，牺牲太大了，我们一个连只剩下 十几人，上面要我们撤退，团长不同意，我们要死守，与阵地共存亡，继续打。军长看到我们不退，哭了起来。不撤退的话怎么办呢？组织剩下的人沿着山走，走过 来走过去，给敌人感觉好像还有很多人，一直等到增援部队来。”

　　梁辉还记得当时和日军近距离肉搏的场面。“我和日本兵肉搏，他们打不过我，我打死了两个，一个用刀刺，一个用手枪打。”

　　没有几个人能从那场战役中幸存下来。在昆仑关，有一个巨大的墓地。“我后来去过6次昆仑关，有时候从附近路过也要特意拐进去，想起曾经和战友一起作战，过着危险的生活，留恋得很。那个坟好大，老百姓帮着埋的，死了两万多人啊。”

　　“敌人当时攻陷了我们的阵地，副营长和我关系最好，跟我说，‘梁辉，跟我一起去把阵地夺回来。’他带我们七八个人去冲锋，阵地夺回来了，他死了。我身 上也中弹了，但还能够走回来。你看，这里还有印子。”梁辉指着身上说，“冲锋了，枪还没响的时候还是有点怕，枪一响就不怕了，一心一意想着怎么把敌人消 灭，没什么其他想法。”

　　现在，战争遗留的阴影仍在梁辉心中。“听到飞机起飞的声音，在电视里看到丢炸弹，就会想起以前，心里不痛快。”

　　昆仑关战役之后，梁辉被调到了军部，接着他获得了到咸水步兵学校学习的机会，毕业后他成了李宗仁身边的警卫队长。梁辉对李宗仁有很好的印象。“他为什么能打胜仗呢？用人用得好，懂得欣赏别人的才干，对部下也好。”

　　总统与副总统的内耗

　　2010年8月，中南海新华门外，游人如织，一些人会停下来留影。梁辉多年前去过北京，朝新华门看了看。没人知道这位老人曾经在中南海度过了4年。“李宗仁当时是北平行辕主任，北平行辕就在中南海。我是跟着李宗仁，做警卫队长。”

　　梁辉和李宗仁是老乡，都来自临桂两江。“走在路上，旁边没人时，他会用桂林话跟我谈几句。”

　　外边的世界风起云涌，梁辉觉得自己在中南海里的4年是最平静的。“中南海里鱼多得很，我晚上下了班，钓几条鱼，拿回家去吃。那4年蛮好耍的，没有什么特别任务，没有什么负担。”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内心没那么平静。“北平行辕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委员长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辕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这命令只是敷衍我面子的虚文。各机关仍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辕风马牛不相及。”

　　1947年下半年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作战时连连败退，国民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美国人也有意弃蒋“换马”，用李宗仁取代蒋介石。李宗仁决定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亲自召见李宗仁，告知副总统候选人已由中央提名孙科，要李放弃。李宗仁对此次会面有过生动描述：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梁辉记得当时的情景，“他给在场的人一个个发香烟。”

副总统选举当时是通过广播直播的，坐在收音机前的人们各怀心事。

　　“到副总统选举会唱名选票时，街头巷尾和家家户户的收音机，播出了‘李宗仁’、‘李宗仁’……之声，谁也怀抱着一片隐忧，首都也就是一片沉寂。为什么人人皆看得出的政治危机，终竟无避免之法呢？”这是陶希圣笔下的南京。

　　蒋介石此时也在官邸内听广播。“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这是李宗仁从总统府扈从卫士那儿听说的情况。

　　1948年5月10日的《时代》周刊则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选举结果宣布时，代表们狂热了。他们抬起微笑的李夫人，把她举到肩膀上。街上，一直在听 街头广播宣布投票统计的人群，放起鞭炮予以庆祝。欢呼的人群涌向李的总部，高高举起李将军。一位代表说：‘太好了，我们投票反对了政府！‘”

　　当选副总统的李宗仁离开了中南海，梁辉也随他来到了南京。“在南京总统府，我就住在‘总统府’3个字后边。”

　　李宗仁很少去总统府。“对我来说，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了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先生也向不邀请我陪客。”

　　当李宗仁在南京消磨他的清闲日子时，白崇禧正忙于应付内战中的颓势，这样的颓势始于两年前的东北战场。

　　四平战役是国共在东北战场上最为重要的一役，当时被认为国共双方最擅打仗的将领白崇禧和林彪有了直接较量，最初的情况是：林彪吃到了空前的败仗，向北 撤退。“白崇禧本是四平街会战的主要策划人，林彪败退之后，白氏即主张趁势追击，纵不能生擒林彪，也须将共军主力摧毁。”请示蒋介石后，得到的复电是：暂 缓追击。得到喘息之机的林彪最终扳回了整个东北。这成为白崇禧一生最大的遗憾。

　　这一暂缓追击令国共双方都觉得不可思议。李宗仁对此有自己的见解：“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 也宁可不要。蒋先生就有这样忌贤妒能，宁饶敌人，不饶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说出去，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是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一 针见血之谈。”

　　1949年1月，共产党军队占领北京，蒋介石辞职，李宗仁成为代总统。李宗仁派黄绍竑到北平去进行和谈，提出“划江而治”。此时共产党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除了获得全胜外，对别的解决方式并不感兴趣，他们提出的和平条款是要国民党彻底投降。李宗仁拒绝了。

　　4月20日，共产党军队发起渡江战役。蒋介石想守住的是上海，而不是李、白所希望守住的长江，兵力虚弱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共产党的渡江部队最快的仅用了15分钟，一天之内就有30万人过了江。

　　最后结局：合久必分

　　1949年4月23日，共产党军队登上了南京总统府。梁辉和部下被派往重庆，为代总统李宗仁打前哨。

　　李宗仁最终没有飞往重庆，而是去了美国；白崇禧想要跟共产党军队最后一搏，终未成功，去了台湾；黄旭初去了香港；黄绍竑留在了大陆。当年那几位从广西乡村里走出来的少年各择前路，桂系从此烟消云散。

　　身在重庆的梁辉没有了领导。“没有谁指挥我们了，一共400多人，怎么办呢？经介绍，我到了成都的黄埔军校分校，后来黄埔军校起义，我就跟着一起起义，军饷后面就是共产党给了，成都给钱给路费给粮食，一家3口从成都回到桂林。”

　　1949年10月1日，钟文典已经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了。“开国大典那天，我在北大的队伍中，就在金水桥旁边，最靠近城楼。当时不像今天国庆的时 候有方块队，很自然。朱老总坐着吉普车出来过金水桥去检阅，我们离他只有十几米。毛泽东在城楼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跟电视上 的是一样的。我看见他按电钮、升旗，非常清楚。”

　　1951年秋，他参加了北大、清华、燕京、辅仁这4所大学部分师生组成的土改工作团，回到广西。在土改中，他遇到了令他不解的事情。“当时是有指标 的，不搞出个地主来，工作队就没成绩了。我在的工作队到的那个村，没有一户地主，大家急了，拿一个富裕中农当富农来斗，领导来看，不对啊，这个不够条件 啊。”

　　1980年代，桂林文物工作队队长赵平开始为修复李宗仁故居而努力，他走访了许多李宗仁的后人，听他们说了一些故事。

　　1965年7月，李宗仁躲过国民党特务暗杀，与夫人郭德洁辗转回到大陆。

　　1966年8月，黄绍竑在“文革”中自杀。

　　1966年12月，白崇禧在台湾暴毙，死因至今仍众说纷纭。

　　1975年11月，黄旭初在香港去世。

　　2010年清明节前后，本刊记者走访了这4位桂系巨头的故居。

　　在临桂县会仙镇山尾村的小巷里，“临桂县文物保护单位”白崇禧故居大门紧锁，白家的远房亲戚住在旁边，有人想进去参观，交5块钱就可开门。这座宅子其 实为白崇禧的弟弟白崇祜所建，白崇禧曾小住。村子里的东山小学内，还保留着以白崇禧夫人马佩璋命名的“佩璋礼堂”，只是已不再使用，成了危房，墙上钉着的 木牌写着：危险，严禁入内。

　　在广西容县黎村镇珊萃村，黄绍竑故居虽挂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但屋内杂草丛生，附近农民把柴禾堆放在屋子里。堂屋里有一幅黄绍竑的肖像，清明节刚过，肖像前有钱纸、蜡烛、香燃烧后留下的痕迹。

　　通往容县杨村镇东华村黄旭初故居的只有泥路。这里也挂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院内简陋，黄家一位亲戚坐在门口摘着红薯叶。黄旭初当年位于南宁的官邸，经过修葺，如今是一家经营广西风味菜肴的餐馆。

　　临桂县两江镇头村的李宗仁故居是保存得最完好的。1990年代初，李金华和家人还曾经在里面住过一段时间。“房子太大了，住在里面让人害怕，后来就搬了出来。”搬出来之后，李金华在夏天还经常跑到院中池塘边的泉眼去洗澡。“看着黑黑的空空的院子，心里还是有点慌。”

　　记者问李金华：“你怎么看李宗仁和桂系？”李金华想了想，说：“就好像开了一个公司，最后破产了。”

　　1990年代，李宗仁的第三位夫人胡友松曾经到桂林找到赵平。“她想看看老大姐(李宗仁的第一位夫人李秀文，当时住在桂林)，还想到乡下看养鸭子的地 方。这是怎么回事呢？‘文革’开始后，李宗仁对胡友松说过，若梅(胡友松小名)，在北京实在待不下了，我们就回老家，院子里有个池塘，我们就在池塘里养鸭 子过日子。”

　　赵平还问过胡友松，德公从美国回到大陆后，对大陆的态度是怎样的。“胡友松告诉我，李宗仁确实跟她说过，回来还是要回来的，但回来得不是时候。”

　　1969年李宗仁在北京去世。1949年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 头村。李宗仁故居的池塘里已经多年没有鸭子，如镜的水面仿佛从未荡起过任何波澜。

　　(感谢钟文典、黎克忠、谭肇毅、曹天忠、赵平、韦芳、李弘川对采访的帮助。主要参考资料：广西文史资料专辑《李宗仁回忆录》、《白崇禧口述自传》、黄 绍竑《五十回忆》、戴安娜·拉里《中国政坛上的桂系》、陈志让《军绅政权》、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李辉《封面中国》、谭肇毅《蒋桂矛盾与国民政府的 覆亡》、《剑桥中华民国史》、《新桂系纪实》、《广西一览》、《红军长征过广西纪实》等)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