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史学界对于毛泽东的关注，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毛泽东之谜”的解读——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一个政治家，在其手创政权之后，却一再亲手对自己进行“革命”，甚至不惜破坏国家正常政治生活与党的组织原则、结构，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作为学术研究，不必太在乎那些偶像崇拜者的看法，关键在与一流学者的对话，看他们的研究达到的思想境界，展现的历史智慧。这里仅以余英时先生的一篇文章《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做分析，应该说这是一篇书评，但其方法论意义却值得关注。

　　余英时先生写毛泽东的文章，在这本集子（《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里还有两篇，一篇题目叫做《打天下的光棍》，主要做社会史分析；另一篇叫《从中国历史的观点看毛泽东》，一种纵向历史比较视野。今天重点在前面那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主要在方法上。看一篇文章的关键在于将其问题意识找出来，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就是我刚才说的“毛泽东之谜”的解读。很多历史学家试图对这一千古之谜作出解释：毛泽东为何会这么做？这种人类历史上少见的非正常现象，为什么出现在毛泽东身上？学术界对此有很多解释，这里不展开。余英时概括了他的观点--“总之，拒绝奇里斯马权力的日常规范化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毛的整个生命中的核心问题。抓住了这一核心，毛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间的每一个重大举动无不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余英时说，要全面研究这个问题，需要一部专著。其实，这部专著已经有了，就是美国的中国史学家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这部书以“历史与意志”的双重框架来探讨这个问题，说“毛泽东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意志的矛盾”。无论是余英时还是魏斐德的观点能否成立，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值得我们借鉴。

　　其实，中共也有自己的官方解释，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做出了所谓“全面”评价与分析：一方面指出毛泽东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忽视或掩盖其错误的严重性是不允许的，这会导致更严重的错误；但并不将责任全部归结到毛泽东个人身上，而是重点在分析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一方面不为毛泽东开脱责任，另一方面认为毛泽东所犯错误有他无法避免的主、客观原因。在主观原因方面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集体领导、个人专断独行、甚至个人凌驾与党中央之上等。但同时更对造成这种主观错误的历史、国际国内环境做分析。追溯理论认识根源与社会历史根源。作为官方结论，我们无话可说，也没必要说话。学术界要拿出自己的研究来。邓文初博士在《假如你是毛泽东》（关于毛泽东之二）中已经指出过，这种所谓“客观原因”、“历史条件”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自己运作的结果，不是果而是“因”。这种历史分析框架来源于历史过程并与历史过程一致的认识恐怕要很久才能被学术界接受。所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对很多人只是空话而已，这些以后会明白的，这里不必多说。

　　我个人认为，在毛泽东问题上，邓小平的分析值得注意。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收入《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一方面分析了思想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在政治制度的反思上。他说——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邓小平在文章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家长制”。不仅指出它“必然”要犯各种错误，而且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党内关系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国家之上，组织成了个人的工具。这就是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也是中共为什么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但这些现在不说了，甚至很多历史学也不太谈这些了。其实，这是在有意回避。

　　还有一些解释，如毛泽东的权力欲望之类。我认为，这几种解释有一些可以借鉴，也有不到位的地方。我们要跟学术界对话，不要跟“毛主义者”对话，我想就余英时的这篇文章来展开，谈一个问题：领袖与群众。

　　一、 卧榻之侧

　　余英时这篇文章的特色在哪里？“毛泽东之谜”这个问题是对一个历史学家智慧的挑战，是对历史学家的洞察力、观察力、思考能力、思想深度和广度的挑战。我们平常判断一个历史学家有无洞察力（是一种直觉）和眼光，首先要看他能否把握住经典性的细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以后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现在写文章变得比较抽象，喜欢用框架、概念去解决问题，而没有历史学家那种如同小说家一样的把握问题的直觉能力。余英时这篇文章展现的就是这个能力，文章的标题叫“榻上乱天下”，所谓榻上就是指“床”。为何会这样去琢磨这些细节？因为对于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没有“内证”来进行精神（心理）分析，“外证”就是很重要的分析途径。外证不外乎这些生活细节。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主要是通过生活细节展现出来的。余英时不仅将这个题目叫做《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而且还用专门一节“谈笑风生榻上居”做浓墨重彩的分析。他不仅引用了李志绥《回忆录》中提到的“床”，还引用了更多的细节，像《紫云轩主人》中谈到的“床”、李锐谈到的“床”、陈伯达提到的“床”等等。将这么多材料罗列在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目标，想解决一个问题。就像那天我在分析戴笠时，将注意力集中在“戴笠的目光”这样一个细节上，把几方面材料都引出来，罗列出来，来展现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一样。历史学者要通过这样的微小细节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这是一种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要特别培养，以后看史料的时候更要特别注意。这是历史学家不同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地方，他们可以用概念、理论分析，但历史学家不能丧失直觉能力，不能丧失这种洞察力。

　　先看看对这张床的历史记载：

　　李志绥第一次见毛泽东时，有这样的记载：

　　这时毛正睡在床上，上半身靠在床头的枕头上。他那张大木床，有一个半普通双人床那样大。这时中南海的木匠为他特别制造的。床内侧占床三分之二都堆满了书。他睡觉的地方，只占床外侧三分之一。外侧床头床尾的两只床脚，用木块垫高，这样外侧高出有四寸。据卫士长李银桥告诉我，这个办法是防止毛翻身时，掉到床下。但是过了这几年以后，我更加深入了解毛的内幕，才知道这样的安排与他的性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李志绥《回忆录》）

　　李银桥的回忆说：

　　毛泽东对床是很讲究的，他说过：“人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在床上度过的，我在床上的时间可能更多些，所以一定要搞舒服。”

　　毛泽东讲这个话，并不是他睡觉多。……他在床上时间多是因为他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王若水的回忆：

　　一九五七年四月，我随同邓拓和几个《人民日报》编委到毛的寓所。毛就在卧房里接见我们。穿着睡衣，半躺在床上。那一次，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都在座。每个人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和毛的不拘礼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刘邦见郦食其时，坐在床上，让连个女子伺候洗脚。毛泽东似乎有点刘邦之风。（王若水：《仆人眼中的伟人》）

　　李锐的记载：

　　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后，回到北京，一个夜晚笔者奉召去到他的住所。宽大的木床上，有半边堆满了线装书，主人则靠坐在另半边。房中有一边墙被书架遮住，全是古籍。秦城忆旧曾有七绝记此印象，头两句是“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这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良的影响。（李锐《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

　　余英时虽然“浓墨重彩”关注着这张乱天下的“床”，但他的分析还有不到位的地方，我稍微展开一下。第一，“床”对于我们来说只是睡觉的地方，一个家具。但一个受过古典文化训练的人却能将毛泽东的床与另一个历史人物的床连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历史的联想，这就是历史学者应有的悟性。刘邦在见骊食其时，“踞”在床上，让两个女仆给他洗脚，骊食其当时就对刘邦提出批评，见长者不能如此居傲不恭，刘邦就将这两个女仆支开了，但还是坐在床上，一边洗脚，一边与他对话。（这两个细节要联系起来，需要一种历史的视野和历史联想的能力。我所说的历史学家需要一种想象力，与此有关。没有想象力，你就不知道这个床究竟意味着什么。）将刘邦跟毛泽东联系起来，意味着什么？他们完全无视人与人之间的礼节、人与人之间一般文明交往的规矩，他自己掌握权力之后，对自己身边的人，尤其是下人，基本上就是这种态度。

　　第二，要注意这个“床”的环境。床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但毛泽东的床不完全是睡觉的地方，李锐所谓“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余英时为何重视李锐的观察？因为李锐不仅是一个文人，长期跟在毛泽东身边，不仅有革命历史，而且有文学修养。在李锐的心目中，毛泽东的床是一个大的空间，蕴含着毛泽东的知识背景，这个床展示的是毛泽东的知识背景，是以古籍为主的知识背景，这些余英时已经分析了。毛泽东的知识来源主要是中国的传统古籍，主要是以《资治通鉴》等正史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稗官野史小说为主的古籍。他对西方现代政治的了解没有超出梁启超时代，这也注定了毛泽东治天下的手段必然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计谋，而不可能是西方式的运作。毛泽东甚至连“天赋人权”这样的概念都不明白，无法区分“权力”与“权利”，说什么权力哪有天赋的，只有人赋的。在他的心目中，其实，只有“权力”而没有“权利”这样的词汇的。（参见叶永烈《陈伯达传》，第266-267页）

　　第三，床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个私人空间，但毛泽东的床不是纯私人空间，他既是进行国策运筹的一个公共空间，同时又是其睡觉的私人空间。这种“床”，就具有象征意义了。对于毛泽东来说，公共权力和私人生活没有边界。他可以将公共权力在私人空间中处理，也可以在私人空间中进行公共权力的运作。个人情感与公共事务永远搅在一起，所谓“朕即国家、国家即朕”。这种政治与私人生活的混杂，正可以用“卧榻”这个细节来说明。毛泽东也很喜欢用这个词来描述政治，所谓“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的妙语，其实深深反映了他将政治当做自己私人空间的内心认识。这也是中国政治的传统遗留之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权力独占岂容别人沾手？！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中说，“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毛选》第五卷，第115页）

　　第四，余英时提到，毛泽东讲“真我”，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真我”去服从规范的管理。我们说，一个人一旦上床睡觉时，人就恢复了自己的“真我”，只有赤裸裸的个体在那里。对于我们来说，床就是一个人完全回到自我的空间，是“真我”空间。但是毛泽东的这张床又不完全是真我空间，它一方面是毛泽东的私人空间，一个回到个人内心世界和个人性格（放任也好、随意也好、谈笑风生也好）的“真我”境界中去，是赤裸裸的“真我”。但同时又是“超我”的空间，作为国家主席也好，作为党的领袖也好，他的身份是一种非真我的身份，是一种职务。但毛泽东似乎从来就不在乎这种区分，在他的“真我”和“超我”之间，边界是模糊的。他不愿意受这种职位的约束，也即不愿意受任何规范的制约，拒绝制度化。所谓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床”于是就成了他无视规范的象征。只有当一切都围绕着这张床转时，也就是说，一切都屈从于他的随心所欲时，他就会心情舒畅，才感觉“自在”，恢复了“真我”，否则，就会猴性发作（毛自己的话），“大乱天下”。我所说的“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还知道，床还是一个梦幻的世界，但在毛泽东这里，梦幻世界和现实世界又是交织在一起的。余英时有段分析，说毛泽东在政治失败时，往往就会往床上一躺；在他准备发动政治进攻时，也是在床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在床上大部分过的究竟是一种梦幻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呢？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能将现实和梦幻分清楚吗？在床上时的状态就是在梦幻世界和想象的世界中。应该说，毛泽东很多的“决策”，“阴谋”也好，“阳谋”也好，就是在床上这样“捂”（悟）出来的。但这个人的个人梦幻，却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命运，这才是独裁政治的可怕之处。一个人的臆想就成为一个国家的癔症，真所谓一嚏而天下寒。这张“床”，就是毛泽东的梦想和现实搅浑在一起见证。

　　第六，“床”在中国历史中还有“帷幄”之称。帷幄就是帐子，帐子封闭的空间就是床的空间。毛泽东把自己的床、卧室当作运筹帷幄的空间对待。我们说，一个决策家也好，政治领袖也好，他如果始终在私人空间中进行政治运作，就近乎“阴谋”了。他不是面对现实环境与你进行对话和交流，而是在高度隐秘的空间中进行运筹。这正是中国式权力运作的特征。通过历史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权力运作就带有这种隐秘特点。所谓“运筹帷幄”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在公共场合进行权力运作，而是在私密空间、封闭的“帷幄”中进行权力运作。中国文人有这种爱好，中国的政治家更有这种爱好，喜欢呆在这样的地方进行思考，这就意味着，“权力”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私密情事，而不是一种公开交流和交锋。这也说明，在中国政治中，政治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公共事务，而是政治家们的私有产业，他们的私事。政治不需要公众的参与，而是由某些权力人物“运筹”出来的。权力的私密与权力的独占正是一体的两面。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政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来面对中国的现实政治，那就不仅是隔靴搔痒，简直是庸医误人。

　　就算是在大众中，这种政治的私密化也一样根深蒂固。你们看看法大这次说毛泽东，一不如他们的意，就仿佛触犯了他们的父亲一样。把一个政治领袖当做自己的私房、当做自己的老婆一样守着。别人不能“染指”，这就是一种独占心态，这就是中国民众的政治观。但我们的 学者们却总是在概念上思考中国政治。离现实政治何其远也！

　　邓文初博士在讲座中提出过一个“洞穴”意象。他说毛泽东有一种“钻洞”的爱好。其实这张“床”就是一个洞穴。他在这个里面品尝着他的孤独。他一生病或失败，往往回到床上躺下，其实这一躺，也就意味着与外界隔绝。毛泽东躺下了，任何人都不能去找他，包括周恩来、刘少奇，别人要见他，只能通过他身边的张玉凤，假如张玉凤不同意，任何人都不能找他。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将这张床当作自我封闭的洞穴。他一旦躲进去，如果没想出来，你别想找他。邓文初博士在讲座中提到，毛泽东特别喜欢各种洞这种深邃的东西，这意味着毛泽东内心中有一种很深的孤单感，有一种离群索居的孤单倾向。这些东西，我们要从这些细节中看出来，这是对历史学家洞察力的考察。在没有内证的时候，也这只有这种方法。

　　更何况，这张“床”还跟毛泽东的感情深深联系在一起。

　　要对毛泽东的内心世界进行研究，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一个人情感发泄的时候、人真正动感情的时候；其二，就是人最孤独的时候，“情到深处人孤独”。毛泽东说人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事实上，这不仅源于个人的生活习惯，还与他的感情孤独有关。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人，像台湾的马英九，他大部分时间是跟各种人交往、握手、会谈、见面，他不会总是躲在床上过“政治生活”。 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中有个题目叫做“毛泽东是怎样成为孤僧的”，他用了“孤僧”一词。据说，“孤僧”一词来源于斯诺采访毛泽东时候的误译，他将毛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译为“孤僧”，这个误译可谓歪打正着，打中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他确实是个孤独的人，是个离群索居的人。

　　对毛泽东内心世界进行研究，要注意这些细节，包括毛泽东情感中最深的地方，哪些地方让他激动了，哪些地方让他感觉痛苦了。网上有人留言提到过一个细节，说“毛泽东很少在公开场合流泪”，确实如此，不管是他自己的儿子死了，还是他夫人杨开慧被杀，甚至他母亲去世，毛泽东也没有流过泪。但是有一回他流泪了，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他“老泪纵横”--这是网友使用的词汇。这样一个自我意志这么强大的人，为何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老泪纵横”？ 他为何流泪，他动了什么感情？这是伤心还是激动？是悲伤还是亢奋？到底是因为激动不已还是伤心过度而流泪呢？这些我们是要琢磨的。历史研究不能大而化之，感情本身也是极为复杂的。应该说，这两个方面都反映了毛泽东的情感，在那张著名的床上的情感和在公众场合接见红卫兵的情感，这两方面表面看似矛盾，在床上的谈笑风生和接见红卫兵时的老泪纵横之间。其实是不矛盾的，这里面就需要我们做心理学的分析，毛泽东内心最深刻的感情冲动到底是什么？他到底在追求什么？他的内在欲望又是什么？

二、领袖的孤独

　　余英时这篇文章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框架，即“奇里斯玛”，或者说，韦伯的统治类型。（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提出的统治类型分为奇里斯玛、传统型、法理型等几个方面）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革命家，基本上是以奇里斯玛这种方法来引导社会和民众的，奇里斯玛主要是一种神异的力量，通过人格魅力和神异传奇来掌握和引控群众。但任何一个奇里斯玛类型统治都会随着奇里斯玛人物生命的终结而终结，一旦终结，就会出现一个类型转换问题，统治如何走上日常化的管理，如何走向政府的法理型管理。一般说，在历史上，一个革命领袖和宗教领袖掌握权力之后，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传统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说的就是这个转换，从“马上得天下”转换为文人治天下，这个过程也就是日常化的过程。但毛泽东始终没有走出来，他不愿意把权力变成日常权力，受制度的规范和约束。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为何一再拒绝这种日常化的权力？余英时认为，毛泽东是天生的造反者，此外，他还提出一个“否定意志”概念来解释。但是，我总认为，这种分析方法还是有问题的，他还没有进入毛泽东内心更深层的世界。当然，余英时还提到一点，他谈到“革命”的问题，认为毛泽东的权力来自于革命，而这种革命与毛泽东获得的权力和政府、党、国家给他的权力是不一样的。毛泽东的权威来源于他的历史和共产国际。但这还是没解释清楚，来源革命的权威也可以放弃，重造一种新的权威，为何毛泽东不这样，而是用继续革命的方式来获取自己的权威？这是我认为余英时没有解释透的一个问题。

　　余英时在文中提到两种权威，一个是通过党、政府和国家获得的这种权威，一个是通过群众获得的那种权威。毛泽东不太喜欢那种规范化的权威，而喜欢与群众在一起，在运动群众与群众运动中建立权威。这两种权威的区分很重要。从权力性质来说，两种权力好像差不多，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拥有无尚权威，绝对是说一不二的。但如果这样，那他为何却钟爱群众运动，而非国家和政府赋予他的权威？这是余英时没有展开来的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追索。

　　在我们印象中，“毛泽东在政府和党内具有绝对的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仿佛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即毛泽东。其实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很多历史真相被遮蔽、被改造了。其实，毛泽东在共产国际、在整个中国共产党阵营中是很孤单的，尤其是晚年。这不是说他的思想很先进，别人无法理解，而是说，他的所作所为，中国共产党内部很多人是不认同甚至排斥的。这种排斥有时是通过正规的民主集中制方式做出的。最近，网上公布了《邓颖超日记》，是周恩来在临死前对邓颖超说的一些话，其中谈及了毛泽东的实际处境，说毛泽东很多时候在政治上是很孤立的，虽然中央那些人不得不听他的话。比如，1975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到：“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周恩来：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这其中，真正的政治局委员中，大部分是不希望毛泽东担任主席的。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在其中很孤单，是被排挤的，并非他能一切说了算的。毛泽东退居二线后，有段时间，是邓小平主持工作，每次中央政治局开会，他总是坐在会议室最后面，不发言，只听着，听完也不表态，走了，因为他没有决定权了。一段时间后，他特别压抑，特别孤单，发了脾气。说，我还是共产党员，我还是共产党的主席，我有发言权，你们凭什么剥夺我的发言权，不让我发言？党章和宪法赋予了我发言的权力。他还将宪法举在手里，大发脾气。在中央领导中，毛泽东很孤单。

　　1956年9月29日，八届八中全会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党内监督和民主集中制，规定党的领袖只能连任一届。这个规定出来后，17名政治局委员中，15人赞成，2人弃权（毛泽东和林彪）。从党内民主制看，毛泽东在其中很孤单。这是他失势的一个情况，但一旦失势后，他会有一个反攻。《回忆录》中谈到八大，八大将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拉下来了，不容许搞个人崇拜。毛泽东的一系列举动都是想把八大的结论推翻掉。这确实是看到了毛泽东内心世界最深层的东西。对毛泽东来说，他在党内的权力并非至高无上，他受到很多制约，受到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制约，受到政治局常委办事惯例的制约，受到不同声音与力量的制约。他受到制约，却总想推行自己的意志，必然会发生权力冲突。在事后看来，错误往往在毛泽东这一边，但他却总是认为真理在手。因此便一意孤行，不惜毁掉党组织甚至国家正常的行政化，发起一次次针对党内异己力量的“革命”，这种做法只能将自己推向更加孤单的边缘。这就是毛泽东孤单的来源。因此，我们预期将他的孤独当做一种与生俱来的性格看待，不如说是他这种“一意孤行”的结果更恰当。很多时候，他都是逆组织而动，这在延安时期已表现出来，在共和国时期就更加厉害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国家的灾难，而一旦灾难发生，毛泽东失败了，他就往床上一躺，他就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或周恩来来收拾局面，等收拾好了之后，他又跑到前台来当权。他越是这么做，就越容易 孤立自己，而越是孤立，越是一意孤行，可以说，毛泽东晚年这种孤单是他自己运作的结果。他不能接受依据党内民主集中制所形成的决议，而总是把自己逼向孤单处境。而晚年的孤独是一种可怕的心理疾病，直接造成毛泽东性格的变异，一种中共党内特有的政治性“抑郁症”。这种疾病正是导致毛泽东时代一再发生灾难的原因之一。

　　作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的观察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在《回忆录》中，他写道：

　　后来，我逐渐把神经衰弱视为在共产党内无路可走的政治体制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疾病。我第一次处理的病便是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大哥在“三反”运动中遭到批斗，发展出严重的神经衰弱，主要症状是高血压。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展后，许多无辜的人被误打成右派，神经衰弱的病人便大为激增。在国民党政府主政时曾未见过比例如此高的情况。那时不管政治局势变得有多糟，总有法子可以逃离那个政治。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是无处可去。

　　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瘙痒、阳痿，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是在空旷地方，他必须有人围着他，兴高采烈……毛的神经衰弱的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怖，共产党内没有毛真正信任的。，五十年代中叶以来，中国共产党内总部发生问题不断增加，第一种情况，毛就会长期失眠。在毛苦想应对战略并得到最后胜利的数周、数月中，睡眠变得非常混乱。……

　　我们知道，毛泽东确实是一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一旦在党内、政府内失势，他是一定要赢回来的，一定要将权力重新夺过来。如何夺权？这就是群众。就是重建在群众中权威的方法来获取超越党和政府之上的绝对权力，这叫做“体制外运作”。这也是毛泽东，包括蒋介石等一切独裁者的一贯做法。体制内无法运作，才需要体制外运作。而体制外运作对于毛泽东来说，驾轻就熟的途径就是发动群众运动。共识网

　　这里有必要谈谈群众问题，群众路线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有很多说法，官方的说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决策过程向群众征求意见，听取民意；执行过程由权力机构将决策好的东西下达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所谓的民主集中制的群众路线。但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绝不仅仅是这个。不然也不会出现《决议》中批判他“脱离群众”，为什么十次接见近千万红卫兵还是“脱离群众”？这首先要对“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做出解释。

　　毛泽东的“群众”观念，主要是从“领袖和群众”关系角度考虑的，这种关系是权威和服从关系，是一种血缘型的父子关系，一种根深蒂固传统。在毛泽东许可的那些话中，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东方红、太阳升”等歌曲里，都有一个基本比喻在，即“毛泽东就是红太阳”或者“毛泽东就是我们的父亲”。毛泽东是父亲，他是生育者，是我们生命之源，而我们是他最忠实的儿子、学生、士兵，我们与毛泽东是血浓于水的关系。这种情感化的认同，是中国政治的传统，天地君亲师的传统。而非法理型的那种认同。它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对人的情感控制，对人的思想改造。政治手段主要体现在忠诚测验上。

　　在李志绥的一段话中，就有“毛泽东相信群众需要一个伟大的领袖，只要领袖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便会产生激动群众、转化群众的效应。”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毛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然出现在群众面前，其基本目的是把群众赋予的权威激发出来。他继续说“但是，毛又需要一种幻觉，即群众热爱他的领导是完全出于自动自发的。” 这是群众和领袖的关系，是群众和领袖之间的血缘般的情感关系，而不是“群众路线”。毛泽东为何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老泪纵横，他确实是真实的情感需要。毛相信，群众需要一个伟大的领袖，同时，领袖也需要自己的群众，这两方面互相需要，并不是单向的。

　　李志绥说毛泽东需要一种幻觉：群众是自动地崇拜他、信仰他、跟随他。好像余英时不太同意。这里需要做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会一再地以那样突然降临在群众中的方式与群众接触，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接见红卫兵活动却不太愿意？余英时的解释是毛泽东对一切制度化的行为都反感，尤其是受不了约束。这种解释是无力的。毛泽东为什么喜欢突然出现在老百姓面前？这其中涉及一种宗教心理，需要做宗教学的解释。魏斐德在《历史与意志》中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毛泽东在他自己的历史过程中是三种身份的综合体，三位一体。第一，他是历史上的革命者；第二，他是现实中的政治领袖；第三，毛泽东还是自己神话的制造者，或者说毛泽东就是毛泽东神话，是一个人格面具。他认为，毛泽东是与历史合一的人物，是“历史、神话与现实”三者合一的人物。“历史和现实”层面我们今天不谈，仅谈谈毛泽东的神话问题。

　　在“毛泽东神话”方面，一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主张个人崇拜也好，造神运动也好，好像主要出自于权力的运作。我认为这个观点过于肤浅。因为，毛泽东一方面确实在进行自己神话的创造，确实有一种权力运作的东西在其中，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当这个神话制造出来后，人往往会被自己的神话所俘虏，成为自己人格面具下的傀儡和俘虏。当你把偶像崇拜建立起来后，你会不自觉地去敬拜自己的偶像。这也是偶像崇拜的基本特点。这是魏斐德提出的观点。所有的偶像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造出来后，人会不自觉地对自己所制造的偶像进行崇拜。这一点，同样适用毛泽东。毛泽东毕竟也是个人，他无法摆脱这一点。毛泽东有自己的偶像，即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许确实是真的信仰，他确实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认为共产主义确实能把中国和世界带入人间天堂。这种偶像被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称作“希望偶像”：希望本来是抽象的东西，但一旦把它变成一种人格化的思想，就是一种偶像。这种“希望偶像”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必然性”。这一点，毛泽东真的有些相信它，“历史必然性”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看轻它，它对人的控制很厉害。一旦被它控制，即使你自认为很清醒，也无法摆脱它的陷阱。很多时候我们出于“不思考”状态，跟这种意识形态控制有关。著名的政治学家张奚若曾说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这个“迷信将来”就是一种“希望偶像”崇拜。毛泽东的很多决策，他在床榻上的决策，他的“伟大梦想”，都跟这个“希望偶像”有关。毛泽东说过一些明显违背常识的话：什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什么“超英赶美”、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什么“亩产上万斤”等等，包括他对青年人的谈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对未来的一种迷信，一种偶像，“希望偶像”。

　　一旦这种偶像与他自己的神话结合在一起时，毛泽东就迷失在自己的神话之中，将自己神格化了。这种自我神化又与他强大的生命意志合为一体，成为毛泽东晚年行动的基本逻辑。要理解毛泽东，需要进入这种宗教学的世界之中。

　　毛泽东一方面在造神，另一方面，神也在造毛泽东，这变成无法摆脱的陷阱。毛有时候就会认为自己像神一样伟大（每个人都会有自我膨胀的时候，这可以理解。）但是，一旦这个出现后，他的生命意志与至高无上的神就合为一体。宗教学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神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上帝如何证明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宗教中，上帝的证明主要是“呈现”，制造奇迹。《圣经》中记载了一系列奇迹，如耶稣把水变成酒等等。这些奇迹神证明自己的方式。而所谓“奇迹”，就是违背常理的东西。毛泽东一再在制造奇迹，他确实制造了很多奇迹，如畅游长江之类，如突然从空间降临在老百姓中间之类。这些制造奇迹的方法，目的在于证明其神性。七十几岁的人，要畅游长江，当时中央政治局没有一个不反对，但他却坚持。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保障有一整套制度，平时毛泽东也是绝对深居简出，行踪不定，除了几个主要领导知道他的去向外，就算中央办公厅的人有时都不知道他的行止。但他却总是突然出现在老百姓中间，象变戏法一样，像神降临一样。他绝不通知地方政府，而是突然降临，让百姓兴奋激动甚至狂热起来。这就是在制造奇迹。

　　应该说，除了这种制造奇迹之外，这也确实是毛泽东的心理需要。一个孤独的革命领袖的情感需要。与老百姓面对面的接触，与自己的子民发生身体的和情感的交流，这是一个生命感过于强大的人的内在需要。这些情感的需求是无法通过抽象的东西来获取的，比如，政府的权力、法律法规等。不关制度赋予的权力有多大，都无法满足一个人的生命冲动，无法体现他的生命意志，一切生命意志的体现必须通过具体的人的行为来实现。这是毛泽东为何拒绝官方的安排，而愿意与百姓呆在一起的地方。因为与百姓呆在一起，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是很具体的情感交流，而官僚机构无法提供这些。人毕竟是社会动物，尤其是毛泽东，他在权力中还那么孤单。对于毛泽东来说，情感的要求比权力的要求更重要。或者说，一切孤独者都有一种溶入人群中的强烈需要。尼采在快发疯的时候，也是总有一种冲跑到街上去拥抱百姓的冲动，这与孤单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克鲁泡特金，也是这样渴望拥抱所有的陌生人，对这他们大呼“我的同胞”；罗伯斯庇尔也是这样的。蒋介石也一样，表面上蒋介石很生硬，但他复兴社成立大会上，却与自己的弟子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子，互相拥抱在一起。我们知道，很多皇帝也有这种冲动，喜欢微服私访，然后突然公布自己的身份。在西方的王权中，曾经也有这样的东西，比如教皇，他有一种治病的功能，摸一摸你的头，你的病就好了。耶稣也是。他必须到民众中间去，来证明自己神性所在。耶稣也是极为孤独的，孤独时他会进入旷野中沉思，然后从旷野中出来后，走入群众之中，与他们接触。这些，是政府官员，作为官僚体制下的工具们，无法提供的，而毛泽东这样的领袖，却是一个强烈孤独，因此也是强烈渴望感情交流的人，他在权力中得不到情感满足，所以他必须体制外，必然时刻拥有自己的“群众”。

　　而群众在此时的功能，就是宗教中的所谓“献祭”，或者说“牺牲”（原初意义上的牺牲）。老百姓的欢呼、激情，是神性存在的直接证明。没有欢呼，也就没有神异性。很多时候，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无非就是这种证明。还有献祭，这个问题在下一节在展开。

　　所以，神也好，偶像也好，都有一个自我证明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对其神格化的生命意志的展开。抓住了以上三个方面，就基本可以理解毛泽东很多的怪异行动。

　　回到“领袖与群众”这一主题上了。在所谓的“群众路线”背后，隐藏着这种深层心理学的内容，不理解这个，总以为群众路线就是一种民主制度，那简直是笑话。

　　毛泽东时代的造神运动，必须在这种宗教学的视野中做出解释，否则，我们根本就无法理解毛泽东。无法理解造神运动为什么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弄得那么狂热。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群众是他生命意志的展现体，没有群众，他就无法展现自己的生命。毛泽东作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人物，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纯工具性的理性人物。他的孤独强化了他的这种需要，而这种需要有强化了他的孤独。于是，毛泽东制造了自己的神话，而神话也制造了毛泽东。于是，那些仪式性的举措，降临、显灵、呈现等等奇迹，就以神的存在方式，而不是人存在的方式出现在毛泽东的行为中--人的存在方式是面对面的理性化的交流。

　　一定要明白，毛泽东在创造自己神话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慢慢地被自己的神话所创造，这两个过程是无法分开的。 只有进入这个层面，进入毛泽东的孤独，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行为，理解他更深的内心世界。

　　以上谈的是“领袖的孤独”，接下来我要谈一谈“群众的渴望”。

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中国对毛泽东的反思和文革的批判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胆识还是洞见都值得我们注意。1998年，邵燕祥在《说“神化”--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一文中探讨果中国式的造神运动，说“被赋予神性的人格化的偶像，则往往不仅作为教条而存在，由于本身极其阐释者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需要，会生发出种种随意性的情绪化的异想、谬论、主张和指令。其危害性有时近于或超过邪教。因为神性排斥人性和理性，可能导致具有极大破坏性的集体迷狂和施暴。”

　　但他的分析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毛泽东是被制造的神话这一层级。他说，是“他们利用对毛泽东的神化，又使他们愚弄的群众为其所用”，“造神者自己并不迷信，毛泽东本人绝不迷信。到晚年表示个人崇拜要一点，完全出于政治需要，出于加强领导权的需要”；还说：“如果追问在多大程度上领袖本人也参与了把自己神化和皇帝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无意识与潜意识的比重，除了传记学的意义外，也只能换得历史的嗟叹而已。”我们不是诗人，历史学要做的不是嗟叹而是理性分析。在这场造神运动中，难道仅仅只有权力一个因素？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些是需要我们去挖掘的。这正是历史学的任务。

　　我先举几个例子。魏斐得在《历史与意志》这分析过的一件史实：金驯华的历史。

　　金训华是上海市的红卫兵，1969年5月，为了响应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他去黑龙江插队。在插队过程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留下了日记，记录自己接受锻炼的思想变化，自我批判等。日记中提及自己捆麦秸时的困难，把自己流血的手与老农长满老茧的手作对比，日记中写道：“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思想染上了修正主义毒素”。

　　1969年8月15日，“当金训华试图抢救兵团的国家财产时，被淹死在双河的洪水中。”“当迅猛的洪流把他推向水底时，他向身后的人们喊道：“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死后，被追认为烈士，其遗体运到上海的公园，受到少先队员们的瞻仰与学习。他的日记的编者加上了这样一段话：“青松林里，烈士墓前，一对对知识青年和少年儿童想英雄宣誓：以金训华同志为光辉榜样，学英雄思想，走英雄道路，创英雄业绩，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贡献毕生力量。”

　　金驯华抢救的“国家财产”是什么？是两根木杆子，两根电线杆子。

　　魏斐德在书中加了一段话：“局外人是很难认真算清楚这笔账的。如果金训华是舍己救人，就没有人会嘲笑；但是，一种如此平庸和如此无意义的行为竟会是真正的英雄行为吗？”

　　魏斐得无意嘲笑这样的英雄，而是试图理解。试图对那个时代人们的行为（荒谬也罢，正常也罢）做出解释。他说，“金训华的意图之崇高和结局之粗俗，两者之间的外在的差异，比起克服自卫本能，以及通过‘把一颗忠心献给毛主席’而把灵魂托付给普遍意识的内在的斗争来说，那么前者的差异则显得无关紧要了。”

　　这一段话不是很好理解，需要做出解释。

　　我们回到群众这个话题上来。“群众”并非天生存在的一个群体，乃是塑造的结果，是意识形态与政治运作的结果。在强大的舆论工具引导、规训之下，或者换句话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和教育之下，中国的百姓被塑造成“群众”，一群丧失了自己、而把自己全部生命交托给那位伟大领袖、交托给那个无所不包的党和国家的一个群体。把自己当作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的好战士、党的驯服工具、革命的螺丝钉。当群众把自己当作螺丝钉的时候，就是一个丧失自我价值的时候，无论是生命还是利益，个体的一切都无足道--一颗螺丝钉的价值是很小的，而革命却是一个价值所寄，个体（当时没有个体这样的说法，个人主义乃是受到严厉批判的反动思想）只有归附集体，才有出路与意义。个人价值只有溶入革命的烘炉中才能实现。面对革命这个宏大的历史主体，个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

　　在领袖心目中，人的生命不过一种资源，毛泽东一再表示对生命的蔑视，对秦始皇的残暴杀戮大表赞赏，甚至说过这样的话：“而且杀的儒生不过四百六十几个，是在算不了什么。”对于武则天的杀人过多，则认为：“将想杀死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毛泽东会对饿死三四千万人无动于衷。1954年毛泽东在接见尼赫鲁时，就说过让这位印度总理大吃一惊的话：“我不相信你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二千万算不得什么。”

　　后来在莫斯科的演讲中，毛泽东再次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的人。”这样的话甚至连苏联人都感到震惊。（而现下许多的毛主义者却以为毛泽东深爱着自己的人民，这真是天大的讽刺。毛泽东从来就没把人命当一回事，他看重的是他的权力，和他称霸世界的野心。）

　　领袖对生命的蔑视建立在群众的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无视上。建立在造神运动中生命被当做献祭品、被当做领袖神性证明这个过程的结果。只有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当时的群众心理，我们才能理解金训华式的行为，也才能理解一切无视生命的种种邪教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追随者自愿放弃自己的生命，去追随自己的教主这种现象。（我对邪教的定义，就是以生命为献祭，一切邪教都以漠视生命为真谛）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当时百姓的心中，他们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种证明，或者说是一种奉献，以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以表明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在当时，中国百姓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将自己融入领袖中去；一种强烈的渴望，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这就是我说的“群众的渴望”--一种甘做牺牲、甘愿献祭的冲动。

　　我们不能轻看意识形态的控制能力，尤其是在一个封闭世界中，意识形态的巨大魅惑力。魏斐得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1967年，一位53岁的农民老大娘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是我们心中不落的红太阳，我们贫下中农拥护和热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我们，也是最关怀我们贫下中农的，生命离不开血液，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秧，我们离不开毛主席，我们的心和他一起跳动，他老人家是我们的带路人、恩人和大救星，我们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做他老人家的好社员和好学生。”

　　这是一个农民老大妈说的话，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多少知识的农民对领袖的深刻认同，在这种认同中她得到乐乐一种幸福、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其中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她自己的，都是来自广播和报纸的。很多时候，百姓是不思考的，这自然是官方“洗脑”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种“洗脑”要成功，必须建立在自觉认同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种自我的丧失与个体人格的消失，没有这个过程，洗脑是难以见效的。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会有这样一种内心欲求，一种将自己完全放弃和排除，而融入领袖人格中的欲求；一个宗教信徒对上帝的完全交托，一切听从上帝，没有自我，只有上帝的这种冲动？中国文化毕竟是一个没有宗教根基的文化。这背后的原因何在？

　　要理解这种心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现代政治中的一种新技术，“国家的神话”。国家有意识的制造神话。一种政治神话的制造过程。这个概念是卡西尔提出的，他有一部书就叫做《国家神话》。已经翻译过来了，要理解现代极权政治，这是一部必读的著作。

　　我们知道，人的渴求，尤其是“精神渴求”，并不是自然、不是生理的冲动，不是一种自然情感，而是各种文化、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运作的结果。现代政治神化的制造是培养、制造群众精神渴求的主要途径。卡西尔《国家的神话》揭示了现代国家制造神话过程中诸多政治技术，值得我们重视。他认为，现代政治神话就是一种现代巫术。“当人身陷入绝境时，他就会求助绝望的招数”，我们当今的政治神话便是这样的绝望之招。一旦理性对我们失去效力的时候，那种最终手段的力量，即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就会抬头。而这种现实政治又总是不安全的，我们总是生活在火山的热土之上。更何况，这种陷入绝境的状况，一方面可能是现实的，另一方面却更可能是有意识的运作的结果。尤其在一个信息封闭的极权世界。

　　我们知道，延安的整风运动，就是这种有意运作的结果。我们看唐纵（国民党中统高级特务）日记，就知道，国民党根本就无法打入延安地区，唐纵在日记中正为此哀叹： 一个特务也打不进！但在延安中共领导人却说，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多如毛。由此开始了一个大整肃运动，“抢救运动”，把毛泽东的异己分子从最高权力中清除出去。这种“特务多如毛”紧张气氛的制造，可能是一种幻觉，但更是有意制造的恐怖气氛。“当人身陷入绝境时，就会求助绝望的招数”。 “红太阳”的升起，也许就是这种绝望之招罢。

　　这种绝望之招在共和国时期就更多了，几乎成了国家日常政治的一部分。如帝国主义围攻、苏联变修、苏联对我们的侵略、国民党反攻大陆等舆论的制造，几乎都是在共和国历史上有意制造出来的恐怖气氛，让群众处于绝望之中，而后，群众就只有信任这种绝望的招数，相信一个神的出现，一个伟大的领袖的万能。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神话的制造过程。它是毛泽东的思想（战略）的无法割裂的组成部分。看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文章，就可以明白这种政治技术对于毛泽东已经是驾轻就熟了：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报告，在谈到目前的形势时，说目前的形势应该肯定是光明面占优势，但是，却要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得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的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性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第153页）

　　这样的“最坏”想象，往往就是毛泽东最现实的战略部署之出发点。而最高层的现实考量，却使整个国家始终面临着“绝望”的恐惧，于是，“绝望的招数”就成为必要，成为制造政治神话这种现代政治技术的最好理由。

　　所以，理解所谓“毛泽东神话”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不仅要注意“毛泽东偶像”建构这种正面的运作，更要注意恐怖气氛、绝望气氛塑造这种负面的建构，后者尤其是在运动群众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那些制造神话的人当然不会迷信，知道这不过是权力运作的手段而已，但通过舆论所塑造的那种绝望情绪，却直接控制、影响了群众的思维与行动，而这也是理解中国政治中的群众运动的关键之处。

　　现实政治家们是相当理智和冷静的，他们知道真实的情况，不会有绝望与恐怖，不是失去理智，但当他们有意识地把这种虚拟的“危机”放在群众面前时，就会造成群众的恐慌。这正是群众运动得以可能的重要心理学依据。

　　所以，每每毛泽东像天神一样忽然降临在群众之中时，也就是中国政治的危机之时。群体心理学认为，群众是不能理性思考的。一旦面临恐慌，谁能站出来说一句决定性的话，谁就是领袖，谁就能指挥群众按照他的意志去做。所以，在群众集会中，谁能站在台子上喊一口号：“冲啊”！群众就会跟着他跑！这是群众心理学的基本特点。而毛泽东往往在这种时候突然出现在群众之中，主要目的就是将政治的困难局面直接摆在群众面前，让群众陷入恐慌之中，最后引导群众，以建立领袖的绝对权威，这是制造神话的基本手段。

　　在《国家的神话》中，卡西尔说：“渴望领袖的呼声，只有当集体意愿登峰造极，且在一切正常途径下无法得到满足时，才会高涨起来。”在这些时候，人们不但可以强烈感受到这种集体意愿的存在，而且还把它人格化，集体意愿的紧张感在领袖人物身上得到具体体现。当这种恐惧感达到一种强度时，老百姓会将这种集体意愿人格化，呼唤一个神的出现。这就是制造神话和恐怖气氛的社会功能。这时，一切法律、正义、宽容和社会联系都会被宣告无效，毫无价值，唯一依然有效的神秘力量就是领袖，领袖意志在此时变得至高无上，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但如果群众的个体都是像知识分子一样有着独立思考能力与理性判断能力，这种神话和恐惧是无法制造出来的。神话的制造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背景、社会结构的支撑。可以说，人类历史上虽然一再出现过这种神话的制造，但作为一种现代政治中的主要技术，他的频繁出现与巨大灾难，却是一个纯现代性话题。首先就是传统社会结构被破坏的结果。

　　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曾对这种传统社会结构破坏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有过分析。在他看来，传统社会中的那些小共同体，像家庭、宗族、乡村、行会等各种初级社会组织，为传统中的个体提供了一种安全感与归属感，这不仅是因为宗教信仰等为人们提供了那种维系感情、实行精神聚合的超验纽带，也因为自然经济的结构和家庭、村民、社会等组织提供了确定人的身份、实现人的归属的稳固的社会实体。给人们以安全与归属感。而现代性，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把这一切都打破了，使人失去归属，没有安全感。使人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力量，而无法规避。尤其是在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自身组织的彻底根除，以及为官僚所控制的纵向组织的全方位替代，使得中国人完全失去任何选择的空间，在直面国家强权与意识形态控制时，没有任何资源可以规避，只好将自己的全部心理需求寄托在国家之上，包括安全感与归属感等需求，人生价值的需求。造神运动能持续这么长时间，能影响这么大的国度，都与这种结构性破坏与替代有关。

　　在这种破坏与替代过程中，中国传统中的依附人格被极大的强化，而依附人格的文化土壤，又为造神运动的广阔开展提供了可能。

　　邵燕祥在文章中批判过中国文化的这种奴性，这也是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认为这是长期皇权制度的产物，尽管邵燕祥也注意到了，“特别是1958年兴起的所谓做驯服工具是共产党人的最高志愿一说，把这种病态的性格改装成无产阶级党性等用革命油彩美化，强化了皇权思想”，认为奴性与暴民是一体两面，但这样的分析基本上还处在文化反思层面，没有进入社会结构的分析层面。

　　西方学者如瓦尔德（Andrew G. Walder）曾经对中国的工业权威模式做过分析。认为在中国的工业组织中，存在着一种组织性的依附关系。表现为对工作单位的社会与经济的依附，对管理层的政治依附，以及对领导者的人身依附。这种依附造成对权势的屈服与膜拜，以及对权威的强烈的反抗心理。造成一种强大的双重人格，屈服--反抗，或者说“权威--反权威”的矛盾心理。一种鲁迅所说的奴隶人格的全面化普及，这正是革命后种种社会改造所强化的结果。而这种全面的奴化又正是造神运动的社会土壤。

　　下面就这种依附性人格问题再做分析。

　　群众的依附性人格（或者称权威人格），是中国政治运作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土壤，这涉及社会心理学问题。应该说，从文化角度看，中国人的人格基本上属于权威人格、依附型人格，他不是一种具有独立思考与个体理性的人，而是出于不同等级的互相依存之中，对上表现为对权威的绝对依附，对下显示为一种控制与征服的欲望。也就是鲁迅说的坐稳了奴隶与为坐稳的奴隶。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病，很多社会心理学分析已经揭示出了这一点，说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强烈的权威人格，尤其是台湾的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如，父子之间的关系、婆媳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属于依附型人格的关系。鲁迅说，中国人只有两类，一是奴隶主，二是奴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依附型人格。在中国群众中，只有这种臣民人格，而没有公民人格，这点简直是根深蒂固（这次网络对中国政法大学三博士讲座的攻击，就有人说，你们竟敢攻击我们的国父、君父、党父！在这样的话语背后，体现的正是一种典型的依附人格）。这意味着，中国百姓对于政治领袖的关系，就是亲子关系。这是一个病态的政治关系，甚至连中共的官方文献都不敢承认。在国民中，这种强烈的依附型人格相当普遍。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文化土壤，这一点不清理的话，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不会有希望。

　　就这个问题我还想从心理学，尤其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再做展开。国外的精神分析学对极权主义的分析，有许多著作已经翻译过来了，其中一本书叫做《法西斯主义与群众心理学》。作者是赖希，一个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她认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基本心理学土壤就是这种权威人格。她在分析希特勒人格时，曾就希特勒感情中最强烈的一段做过说明，这种分析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中说过，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流泪是他母亲死的那一次。赖希说，希特勒对自己父亲强烈反感，而对自己的母亲特别忠孝，他反感他父亲的人格，却继承了这种父亲权威。这一点，让我想到，在毛泽东等很多独裁人物的身上，都能看到这种性格：对自己父亲的刻骨仇恨，对自己的母亲忠孝有加。这种特点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叫做“俄狄浦斯情结”，即“弑父娶母情结”。这种情结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反叛，造反的性格，对一切权威进行反叛，而同时却对一切权威保持着强力的追寻。也就是一种“弑父”以“取代”父亲的冲动。中国文化有一种很深的“俄狄浦斯情结”。这本书还提到一个观点，即“受虐-施虐”（自虐倾向和他虐倾向），这也是精神分析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西方学者们对革命者的精神分析而言，确实发现了这种倾向的存在，包括毛泽东的“意志训练”，这其实就是一种受虐爱好，通过让自己身体的痛苦达到精神的升华，有意地折磨自己，让自己痛不欲身，让自己的意志坚强起来。这也是儒家文化道德训练的基本内容，“受虐训练”。大家看看王阳明、曾国藩、蒋介石、毛泽东等历史，都有这样的因素：有意识地“受虐”。但“受虐”总是与“施虐”分不开。“施虐”有两种情况，一是折磨人家以快乐自己；二是喜欢欣赏人家的痛苦。毛泽东一再要让他的儿子与身边的人去接受各种苦难，都与此有关。毛泽东一旦政治上失败后，他躲在庙里也好，痛不欲生也好，也是受虐的过程。而后，就是对他人进行报复，这就是施虐。这在毛泽东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他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整得惨不忍睹。刘少奇这样的人，得了癌症都不给他治疗，像周恩来，去世之后，都不去看。那种报复性就是施虐。这种人格中，无法将人当成平等关系来对待，而是相互折磨摧残。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可怕，李志绥说的政治病的根源之一。

　　还有一本书，对现代极权主义政治也做过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的《逃避自由》。在书中他也提到过现代人中的精神分裂，失去社会保护的个体，无法承担自己的全部人生，只好把自己交托给权威与领袖。权威依赖是他们摆脱重负的逃避之路。他还在《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书中分析过这个问题，现代人内心的空虚需要填补，而只有当他把自己生命的全部，包括爱、勇气与智慧等，投射到一个对象身上，去依附一个对象，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强大、聪明、勇敢与安全，一旦失去这个对象，就失去了生命的一切，失去了自身的安全。这也是偶像崇拜的很重要的精神因素。弗罗姆用了马克思的“异化”一词来表达这种状态。“群众”正是一批缺乏自我，或者不敢承担自我、无能承担自我的内心虚弱者，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与爱交托给一个强有力的人，一个教主或者领袖，一个保护者。 只有把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力量中，他们才感觉安全，才发现自己是有力量的。这就是权威崇拜、权威附从与领袖热爱的心理依据。在这个依附、崇拜过程中，群众得到了安全感和自我实现感的补偿。群众也体会到了生命中的力量，一种与他人一起激发出来的巨大能力。这就是我说的蛾“群众的渴望”。

　　所以，“群众的渴望”和“领袖的孤独”正好是互补的，孤独的领袖渴望群众以展开自己的生命意志，虚弱的群众也渴望自己的领袖来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这正好是一个互补。权威与服从，暴力与温顺，暴力革命与暴力统治，这种种互补正好是权威文化中的双向过程。只有将这两点抓住，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这样的独裁人物以及红卫兵这样的狂热冲动。理解毛泽东的“老泪纵横”与红卫兵的“举国若狂”。

　　按照马克思的话，统治者的意志就是统治意志。群众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他把统治者的意志当作自己的意志。如果进一步展开，也可以说，统治秩序就是心理秩序，权威人格就是这种统治秩序的产物，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仅就文化问题而言，也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需要要进行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批判，三重批判必须同时进行，否则，连历史问题独无法正常分析，自然无法进行正常的思考。

　　这就是留给中国思想界的巨大而艰难的任务。

　　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