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绍民
（商务印书馆）

　　说到美国现当代史学，必然要提到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提到他的《美国政治传统》。霍夫施塔特被誉为“７０年代美国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之一（戴伊，《谁掌管美国》，张维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１３页），“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越南战争期间最有影响、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鲍勒·Ｓ·法斯，《２０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１９８３年，第２１２页）；《美国政治传统》一书则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被誉为“二战以来对美国政治史的教学和出版影响最大的几部书之一。”（《我们的过去》，１９８０年版，第九章。）

一

霍夫施塔特１９１６年８月６日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父亲埃米尔·霍夫施塔特是犹太人，年轻时从波兰移居美国；母亲凯瑟琳·希尔的先祖是德国移民，信奉新教。作为一位移民后裔，霍夫施塔特从小聪颖好学，思想活跃而敏锐。１９３３年，他年仅１７岁就考入布法罗大学，主攻历史学和哲学。三年后，他从布法罗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季，霍夫施塔特偕新婚妻子到了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都十分活跃的大都市纽约，在这里接触到了各种学术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一度垂青于此。１９３７年，在父亲的坚持下，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但是，出于对历史学的浓厚兴趣，他毅然决然地转入哥大研究生院，主修历史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是霍夫施塔特一生中的大事。自１９３７年入校直到去世，他除短期到马里兰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任职或讲学外，一直在哥大生活。在这里，他获得了硕士学位（１９３８年）和博士学位（１９４２年），出任教职，并写出了他的一系列有影响的史学著作。
霍夫施塔特英年早逝，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４日去世时年仅５４岁。然而，他的一生是充实的、多产的。在从事史学研究的３０年间，他撰写了十多部专著、五六部重要文献集、一部深受欢迎的教科书、３０余篇论文以及大量评论文章。他的著作曾多次获奖，有两部还被誉为“美国史学的重要转折点”（法斯，前引书，第２２８页）。
大致说来，霍夫施塔特的学术生涯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自３０年代末到５０年代初，代表作品是他的博士论文《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１９４２年写成，１９４４年正式出版）和《美国政治传统》（１９４８年），另外有《内战前夕的关税问题》（１９３８年）、《帕林顿和杰斐逊传统》（１９４１年）等。《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阐述美国南北战争及一战期间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应用情况，是霍夫施塔特的成名之作。在这本书中，霍氏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即把思想作为变革社会、贯彻行动的武装，强调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期包括５０年代中后期和６０年代前半期，是霍氏从事学术活动的全盛时期，其几部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力主义》出版于１９６３年，曾获优秀生联谊会爱默生奖和西德尼·希尔曼奖及普利策奖；它剖析了美国文化中的反智力现象，鞭笞了其消极乃至反动的影响。《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及其他论文》（１９６５年出版）批评了５０年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尤其是麦卡锡主义，论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反托拉斯运动、自由铸造银币运动等。１９５５年，他出版了他的最好也是最有争议的著作《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中译本译作《改革的时代》，俞敏洪、包凡一译，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１９５６年获普利策奖），主要论述了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历史上的各种改革运动，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观点对这些改革运动作出新的分析”，并进而探讨了人们的政治价值、社会心态和政治文化。《改革时代》集霍氏多年摸索和研究之大成，被誉为当代美国史学界研究改革史的奠基性著作。霍氏在晚期的重要著作，主要包括《进步主义史学家：特纳、比尔德和帕林顿》（１９６８年）、《一种政党制度的设想：美国合法反对派的兴起，１７８０至１８４０年》（１９６９年）和《１７５０年的亚美利加：社会速描》（未完成，１９７２年出版）。前者主要论述和总结了三位进步主义史学大师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发展轨迹；《一种政党制度的设想》主要研讨美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变迁与发展，是政治史与思想史兼具的一部专著；后者向人们展现了１８世纪中叶美洲殖民地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争取自由的情景。与以往著作相比，这几部书述事更为客观和冷静，显得更为成熟。
霍夫施塔特的著作涵括自清教徒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整个美国史，涉及美国的各个领域和方面。综观其整个学术生涯，我们可看到一条主线，即向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上半期美国史学的主流进步主义史学发起一连串的攻击。进步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有查尔斯·比尔德、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弗农·帕林顿等。虽然他们的着重点不同，但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两分法的冲突史观来解释历史和历史的发展。霍夫施塔特自称受到过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前引《改革的时代》，第９页），但从一出道就向进步主义史学发起猛烈攻击，并因此扬名美欧。《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了研究历史的一个新的原则即思想，《美国政治传统》则从各个方面向进步主义史学发起了冲击，创立了“一致论”史学（consensus history），并最终取代了进步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

二

《美国政治传统》全名《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是霍夫施塔特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大型著作。它发行总数达百万册之巨，出版之初即引起轰动，被誉为美国史学的经典之作。霍夫施塔特也因此被称为史坛新秀，并进而确立了在史学界的杰出地位。
本书由１２篇传记性论文组成，被作传者多为历任总统，如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格罗弗·克利夫兰、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有各个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活动家，如约翰·卡尔霍恩、温德尔·菲利普斯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霍夫施塔特之所以为这些人物作传，是因为他们都是代表某些独特利益的人物，“突出地代表了美国政治情绪的主流”。他并非想写一般性的歌功颂德或指斥谩骂的记述生平事迹的传记，而是想不加粉饰地客观展现这些“以大众思想领袖身份活动的人”的“某些未得到足够注意的方面”，着重分析他们的历史作用，借以对美国的传统尤其是政治传统作出新的解释。
那么，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什么呢？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人所标榜的“民主”、“自由”，但其开国先辈信仰的却是共和，认为自由与民主无关，而是与财产有关。１７８７年宪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钳制人民中普遍流行的思想即民主政治。美国是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它“诞生在农村，……起初的观念和政治价值以农村生活为模型”，与土地密切相关（前引《改革的时代》，第１７页）；然而，“商品生产的胜利改变了旧时给予土地神话许多魅力的客观环境，用新的理想取代了旧的理想，那就是事业和自我奋斗的机会”（《改革的时代》，第３１页）。胡佛曾深信效率、事业心、机会、个人主义和真正的自由放任政策，笃信控制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些曾属于美国的主要传统，但在１９２９年开始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面前失去了活力。不过，自建国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尽管美国历史上存在着某些分歧和冲突，美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政治传统，即“虔信财产权、经济个人主义理论、竞争价值”、把资本主义文化的经济特征视为人的必要的素质。美国文明就建立在这一共同的基础之上；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能正确地理解美国历史。
霍夫施塔特声称，《美国政治传统》一书就是“力求在不忽略重大冲突的同时注意，并追溯其适应不同时代和不同利益而发生的变化。”透过他对１２个典型政治人物的分析，纵观全书，我们可把其基本观点概括为如下几点：（１）强调美国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注重“美国舆论的共同倾向”；（２）研究历史从政治思想方面着手；（３）批评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凡此种种，均与进步主义史学流派针锋相对。
“但凡变革危急之际，理智便有深陷恐惧之虞，世代延续之感就可以成为延伸越过当前恐惧的一条生命线。”霍夫施塔特在“导言”中引用的帕索斯的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他创作《美国政治传统》的目的。３０年代以来，主要是经济大危机以来，美国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以致对美国文化和传统本身产生了怀疑。作为一位“赞赏美国生活的保护性和多元性”的学者（Ａ．布林斯利，“重评《改革时代》”，见《美国历史评论》，第１３卷，１９８５年），霍氏感到有责任帮助人们找到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指导方针”。其结果，就是发现了美国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美国历史上并非不存在冲突和斗争。从表现上看，这种斗争，尤其是政治斗争，经常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斗争的表层之下蕴含着共同的取向。政界人物“对当前的论题会各执己见，有时甚至尖锐对立，但他们在总的思想框架上又是一致的，其思想反映在政策中的差异很小。就美国总统竞选而言，各派“一致之处极多，分歧之处极少，根本找不出什么重大的争论问题”。就进步主义史学家一再渲染的汉密尔顿派和杰斐逊派的冲突而言，这在本质上是不存在的，两派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点，汉密尔顿时期主要制度在杰斐逊时期继续存在，两者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是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
进步主义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重视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和《美国文明的兴起》二书上。霍夫施塔特则认为这是简单的和决定论的解释。要想弄清复杂的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就必须从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方面入手，“描述思想或一切种类的象征表达方式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思想是“变革的武器”，是推动社会前进或阻碍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美国政治传统》研究的是人和思想，注重的是思想在政治中的作用。
进步主义史学家一般比较注重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对杰斐逊、杰克逊及其后的自由民主传统持肯定态度。霍夫施塔特则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运动的主导思想“凝聚在逝去的体制和条件之上”，平民主义运动参加者的“乌托邦存在于过去而不是将来”，进步主义运动“向后看的眼光竟达到了十分自相矛盾的地步”，“目的是挽回失去的一切”，其本质不是民主而是复古，并为以后的反动准备了条件。自由主义传统实际上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保守主义传统。
从表面上看，霍夫施塔特对所作传的各个人物均进行了可谓苛刻的分析，对由此反映出的美国政治传统也持批判态度，但是，他的目的绝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要重构国民已经动摇的对美国未来的信念。《美国政治传统》可谓应保守思潮回笼之作，反过来也促进了史学本身的保守趋向。
　　客观地说，《美国政治传统》作为历史著作有种种缺陷，首先，它对经济因素不予重视，大大影响了分析问题的力度和深度。其次，它对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的评价有欠公允和全面；再者，它所得出的一致论结论没有把美国历史中激进的方面如实地反映出来，没有能分析那些不遵守其“一致”原则的集团和运动，比如美国南北战争和社会上的种族及宗教冲突。正因为此，随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新的国内外形势的出现，如冷战破产、越战失利，“公平施政”、“新边疆”等失灵，学生运动、妇女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风起云涌，《美国政治传统》所代表的“一致论”史学也就完全失掉了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
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这本书的价值。思想、文化及政治的作用确实是进步主义史学重视不够的重要领域，霍夫施塔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次，本书对杰斐逊派与汉密尔顿派的分歧的分析，对美国党派之争的看法，合乎历史事实，有助于人们较为清楚地认识美国社会。此外，它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吸取许多有益的营养，对政治人物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推动了美国史学跨学科方法和多元论模式的形成。本书的另一优点是文字优美，融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章学诚曾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这种“文”，应该也是《美国政治传统》多次重印、累计印数上百万册的一个原因吧。固然，“一致论”史学在美国已逐渐为人摒弃，然而，作为一部曾引起轰动、在各方面有开拓之功的著作，《美国政治传统》的翻译出版，对我国学术界无疑是有好处的。
　　（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Random House, 1948），崔永禄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６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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